寒冬在春天之后來臨

龍嘯天

珠三角一個鞋商的破產陰影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7日10:30 南都周刊
　　記者 葉偉民 實習生 古松柏 廣東東莞、江門、廣州報道

　　躊躇再三，再躊躇再三。

　　在一堆凌亂的賬單前，王啟華最后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工廠最近三個月財務狀況嚴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廠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兩張大圓桌的食堂里，王在他們面前直言工廠隨時停產的可能性。

　　36歲的廣東江門鞋商王啟華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創立的“宏發鞋廠”保住并代代相傳，但這個樸素的心愿看來是無法延續了。鬧哄哄的會場因為這個糟糕的消息而安靜下來，人們開始沉默、抽煙、摸頭發。

　　一向率直的王啟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吞吞吐吐，他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他的員工們，自己現在除了勉強湊足當月的水電費和設備維護費外，已無力支付工人工資和廠房租金。

　　結果多少讓人沮喪，但王啟華別無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該以何種方式告別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幾首歌，總之要盡量忘記這個倒霉的春天。

　　當然，這個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屬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主正遭受著一輪來勢兇猛的產業震蕩。千家鞋企倒閉、15%玩具廠關門、萬余家外資撤離、惡性裁員……珠三角這個聲名顯赫的“世界工廠”，在2008年春天，來了一次產業自身積弊和內憂外患共同作用的總爆發。

　　隨之而來的，還有眾多淘金者夢碎的聲音。

　　這個黯淡的春天

　　走過凌亂的縫紉機車間，空蕩蕩的倉庫以及彌滿著機油、皮革氣味的主生產區，如果不與無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啟華不用半分鐘就可以穿越這個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營小廠，進入辦公室。

　　一張來自香港破產管理處的公函平鋪在王啟華凌亂的辦公桌上，上面整齊規范的繁體字告訴他，他要找的經銷商已經破產。這意味著，對方欠王啟華的28萬元貨款已徹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啟華還是給對方打了個電話。那個香港商人一聽是債主，馬上語鋒一轉，大罵王是個不懂規矩的窮鬼。

　　王啟華在苦笑中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謂工作，不過是巡查一下那幾臺安靜的機器，或者到處聯絡經銷商招攬訂單。春節前后一段時間，工廠每個月只生產了500多對鞋，還不到正常產量的兩成。連續多月高達萬元的赤字讓這個小廠不堪重負，徘徊在倒閉的邊緣。

　　“真是場災難。”58歲的前江門紙品商張永安神情復雜地站在他那座5層高的廠房前——如果它現在還能叫做廠房的話。

　　就在一個多星期前，他把這里分租給一個餐廳、一個網吧和一個旅館，已沒有人記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經營30年的商業王國了。2008年1月，張永安因流動資金嚴重衰竭而關閉了原來400人的紙品廠。“用這種方式退休讓我感到羞恥。”

　　而在這個倔強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興的工業區，已停轉的吊機和冷清巨大的廠房不難讓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災難其實在2007年就已經顯現。去年佛山玩具商張樹鴻自殺事件，給了珠三角玩具業帶來壓力和恐慌，隨后各種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來。

　　“廣東地區五六千家鞋廠中，已經有一千多家倒閉。”去年11月，亞洲鞋業協會一項調研數據將珠三角制造業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此項數據還稱，有超過75%企業正考慮前往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和中國內地。

　　像碰倒了多米諾骨牌，由鞋業發軔的“倒閉潮”彌漫了珠三角玩具、紡織服裝、家具等多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引發整個產業“倒閉鏈條”——從原料供應商、生產商、服務商、物流，到那些為外地來的人開的菜館、街邊士多的關門。

　　“新勞動法、納稅負擔、環保法規和人民幣升值等都在擠占勞動密集型行業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間。”全球知名財經類媒體《華爾街日報》分析這次珠三角產業震蕩時，引用了瑞士銀行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的話——今年可能是中國制造廠商盈利能力終遭重創的開端。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王啟華說。

　　變化似乎是一夜之間，但事實上，這是一場潛伏已久的爆發，一些長期積弊積弱的中小企業，長期以來在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工荒等不利因素夾擊下的一次總爆發。

　　一個私企成長范本

　　16歲那年，初中畢業的王啟華離開了老家廣東電白縣，到東莞一家臺資鞋企打工。

　　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10個年頭，依靠大量引入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珠三角一躍成為南中國最大的經濟體，也逐漸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地位。

　　進廠不到一年，王啟華就跟一位性格投緣的老師傅學會了一手拉線的絕活。這得到了老板和一個年輕女工的青睞，前者把他提拔為車間班長，后者則在1991年嫁給了他。

　　1995年，已升至廠長助理的王啟華自覺有足夠的信心和經驗獨立門戶。那年夏天，他和妻子來到江門農村，租了一個舊祠堂，請了兩個小工，辦起了第一個小工廠。

　　沒有企業管理，沒有企業文化，也沒有營銷推廣，和廣州大多數早期本土企業主一樣，一心想著勤勞致富的王啟華包攬了從廠長到送貨員的所有職務，進行家庭作坊式的運作。

　　“那時候做一雙鞋能賺30多元，上家還排著隊請你做。”供不應求的鞋業市場讓王啟華積累了第一桶金，小廠也很快從祠堂搬到了正規廠房。

　　在王啟華的小工廠穩步發展的時候，世界制鞋業此時也已經初步完成了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中國鞋”逐漸步入黃金時期。一雙雙物美價廉的皮鞋源源不斷地從中國工廠運出，然后擺上世界各地的貨架，相當程度上承載了“made in china”的國際形象。

　　而這段黃金時期也最終促成中國成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類生產和出口國。現在，世界上每10雙鞋里，將近有7雙產自中國。

　　1999年盛夏，一次自費參加的行業協會考察活動，王啟華在東莞一個大型廠房面前陷入沉思：這里有終日轟鳴的機器，有條不紊的流水線和衣著統一的工人，仿佛整個工廠就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大機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廠簡直處于原始社會。

　　他要擴大工廠規模，他七拼八湊地借來50萬，買下一整套二手臺灣鞋機，使工廠基本實現了生產自動化。

　　2001年前后，當王啟華開始分不清工人們的名字時，他知道自己的工廠正在加速膨脹，他需要人來幫他管理。幾乎不用思考，他就選擇了家族經營的方式。“自己人信得過”。

　　廠長是妹夫，財務是小舅，姐夫也拉來管采購……這個平均學歷只有初中的大家庭開始主持工廠的運轉。由于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經驗，工廠長期處于人浮于事、獎罰不明、效率低下的狀態。

　　縱然如此，王啟華的工廠還是在2002年達到了頂峰，人數過百，年產鞋量逼近20萬雙，固定資產將近兩百萬元。

　　但新工人數量的膨脹和攤子的變大，還是分散了王啟華精力。他曾經非常重視的上崗培訓最終也變成了走過場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學習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線。這終于釀成大禍：一個對操作規程還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斷在注塑機里。這一次，王啟華賠償了3萬多元。

　　親戚們各自為政，拉幫結派很快就讓王啟華的工廠變成了是非場。一次偶然查賬，王啟華發現，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廠的油。

　　這其實也是早期中國私營企業的真實寫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據當時有關資料統計，中國私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7年左右，和這種與生俱來的局限性有相當大的關系。

　　內憂外患

　　雖然只是一個行政村，但亞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東莞厚街白濠也擁有6車道的寬闊水泥路和窗明幾凈的高尚住宅，這是這個城市高度工業化的象征。但如今，這些東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擺設。

　　3月7日，19歲的鞋廠招工代表陳二妹已經在一個榕樹下的招工點坐了一個下午。她幾乎翻爛了手中的《知音》——在剛過去的6個小時里，一共才只有2個人向她咨詢過，其中一個還是問路的。

　　“廠里快沒人開機器了。”陳二妹說，如果明天還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試試。

　　上世紀最后20年珠三角經濟的迅猛發展，引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遷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隨著投資持續過熱，農民工待遇過低及維權意識覺醒等，用工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悄然改變，導致以珠三角為重災區的全國性“民工荒”爆發。當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達200萬人。

　　王啟華的工廠也在那年因缺工而產能縮水，為按時完成訂單，他只好出高價到附近農村請些婦女來當兼職工人，但最終仍因遲交貨而支付了10萬元的違約金。

　　此后，他的工廠人數持續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廠了，有些過完年就不來了。2008年春節過后，他的工廠人數滑至近年來最低的26人，這個尷尬的局面讓他小單不想接，大單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終日無所事事地守著空蕩蕩的廠房。

　　“民工荒”成為制約珠三角制造業持續增長的瓶頸。“現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個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廠人資部經理鄧志強說。

　　困擾王啟華的還有日益上漲的原材料價格。

　　從2007年到現在，一年間，制鞋行業原材料漲幅達30%，這使鞋廠利潤值驟降至5%，這意味著，做一雙較平常的40元皮鞋，廠家只賺2元錢，幾乎觸及利潤底線。此外，油荒、電荒，人民幣升值，歐盟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銀行銀根縮緊等措施陸續出臺。王啟華感到眼前是一個接一個的緊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潤榨了又榨。

　　“首當其沖的是一些經營不善，積弊積弱的中小企業，它們會因經不起沖擊而率先倒閉。”東莞皮革鞋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梁蔚然說，而有自主開發和自主品牌的大廠，處于產業鏈的較高端，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一部擊潰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門臺山一間咖啡廳。

　　王啟華和他的律師朋友對著一本紅色小冊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計算機，但此時再精明也無法幫他擺脫對眼前小冊子的恐懼。

　　這就是從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它在勞動者薪酬、工作時間、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對用工單位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旨在保護勞動者利益。

　　“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幾乎成了這段時間用來形容新《勞動合同法》最常用的諺語。

　　為此，就連華為、沃爾瑪這樣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規手段，發生有規避嫌疑的裁員事件。而在東莞智力人才大市場咨詢員趙偉倫看來，一些企業屬于假倒閉而規避新法。

　　現在的王啟華，已經被連月的財政赤字耗盡積蓄，連同此前買機器借下的錢，他已成了負資產。如果再加上新《勞動合同法》，將讓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時期，也是這個利潤只有5%左右的小企業無法自行消化的。

　　“這將是滅頂之災。”王啟華預見了他和他的工廠的未來。

　　然而，眾多像王啟華這些小企業主的呼聲，并沒有動搖執法者們的決心。勞動部在今年1月稱新法未對企業產生負面影響。而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也認為，該法對守法企業一點都沒影響。

　　出路在哪？

　　王啟華一直難以忘記去年與朋友到廣州觀看的一場名貴品展覽。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飾專柜前，王啟華驚嘆于那些在射燈下熠熠生輝的女裝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

　　當廠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時，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紹這些鞋的設計理念和靈感。王啟華尷尬地發現他一點也聽不懂。一直以來，他只以為鞋只是一個底加一個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啟華只好在一臉不懂裝懂的微笑中附庸風雅了一個下午。臨走前，他才發現，就這么一雙鞋的價格，等于他廠里上百對鞋的價格總和。

　　王啟華的費解也代表了中國制鞋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

　　“產業升級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東莞皮革鞋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梁蔚然更愿意把當前的企業“倒閉潮”看作是一次企業的優勝劣汰，“不能永遠靠低附加值的貼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于東莞舉辦的“世界鞋業發展論壇”上談到，未來東莞要成為打造中國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這樣，才能掌握世界鞋業的話語權。

　　一同來參加論壇的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梁耀文也表示，不僅是鞋業，對于珠三角眾多的加工型企業而言，只有技術研發才是出路。

　　王啟華也在繼續他的掙扎求存。為了開源節流，他主動向房東提出把廠房租賃面積減半，同時準備處理一些閑置機器。幾個膽子大點的工人試探性地問王啟華：“您是否準備炒掉我們了？”王啟華稍作沉默，然后頗有江湖意氣般地在每個人的肩膀上輕捶了一拳：“不，只要你們想留下。”

　　但誰都明白，這只是這個末路企業主最后僅存的一點自我安慰罷了。

　　(應采訪者要求，王啟華、張永安為化名)

龍嘯天

青島韓企撤逃調查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7日10:30 南都周刊
　　記者 陳鳴 青島報道

　　從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經正常清算的韓國企業撤離青島，其中2007一年就達87家。

　　諸多跡象表明，一場韓資企業集中“非正常”撤資的行動正在青島加速展開。

　　在導致韓資企業信譽危機的同時，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思路由盲目轉向理性。

　　曾經在半夜乘摩托車呼嘯來去的韓國青年在這條街上已不多見。2月的晚上，青島出租車司機施長發守在青島市城陽區的夜總會門口等著拉客。他明顯感覺到，不論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韓國人都在減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韓國人去機場，最近半年來平均一天兩趟都不到。

　　韓國人正在撤離，在這個城市里是個私下流傳的秘密。

　　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在青島的城陽和膠州——這兩個韓國企業最集中的區域，民間已經傳言紛飛，先是一些討不到工錢的工人，接著是一批不時到訪的韓國記者，他們都在傳遞著這個消息：一場韓資企業集中撤離的行動正在青島悄然展開。

　　而一些韓國企業的“非法”撤離，正讓事情變得更加復雜。

　　韓國老板悄然撤離

　　已經過了正月十五，城陽區的幾個工業園里，一些韓國工廠仍然大門緊閉。往年初八的時候工人們就應該已經回廠上班。

　　“這里人氣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經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說。他最直觀的感受來自于丈人胡老頭，老丈人在南疃村開了一個旅館，專門給韓國公司職工當宿舍，曾經住著上千人的樓房，如今只有兩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隊的一個小工頭。開著破舊的面包車行駛在流亭鎮大大小小的工業區里，他對上個世紀末開始的南疃村的熱鬧場景記憶猶新。城陽區的不少廠房就是當年他跟弟兄們一起蓋起來的，那個時候，韓國人大批大批地到來，荒地上的廠房像蘑菇一樣遍地生長，隔半個月就冒出一座新樓。每到下班，這里的街道上人潮涌動，就像趕集一樣。路邊都是寫著韓文名字的小館子，韓國人坐在餐館里頭喝酒。那時，看著韓國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嘯，王源海時常覺得自己置身于一個韓國村莊。

　　轉變從2003年開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時聽說有韓國企業搬走。有一次，一個韓國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萬元的工人住宿費連夜跑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這讓老人自責至今：“他拖了兩三個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應了呢？”

　　對韓國老板的突然離開同樣感到措手不及的還有工人。

　　2月20日，城陽區夏莊黃埠。剛過完春節的工人宋志強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廠時，發現廠里的大門已經鎖上。門前依然鮮紅的春聯已經被扯成碎條，“大三信”三個字被鏟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稱SAMSHIN讓路人大致可以猜出這家企業的名稱。村干部說，韓國老板春節期間就已經逃跑了。而此時，大三信服裝廠已經拖欠工人兩個月工資。當宋志強他們到勞動局監察大隊投訴時，他們才了解到，另有一筆每月從工人工資中扣除的保險金也沒有如約打入他們的賬戶。

　　黃埠村的干部接管了大三信制衣廠的傳達室。“這些老板太黑了！”除了跟著村干部憤慨地罵兩句，宋志強和田肖只能自認倒霉，這種事以前就發生過，從來沒人討回過工錢。老板人間蒸發，意味著死無對證，意味著一筆無頭債。

　　他們領了村里發的每人700元的一次性補償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另一個韓國服裝廠派來的卡車，他們不知道這一次老板會不會逃走，但他們需要掙錢糊口，一刻都不能耽擱。

　　剛過去的這個元宵節讓建筑工頭王源海、出租車司機施長發明顯感覺到了村里人氣的回落。寫著“廠房出租”的紅色橫幅沿街到處都是。但是，究竟多少企業走了，有多少是辦理了正規清算手續，多少是連夜撤逃，村子里誰也說不清楚。有兩次，王源海在酒桌上提及此事，當即被同席的村干部制止，“這個事情還是少問為好。”

　　村里的敏感不難理解，對于一個開發區來說，人氣比什么都重要。同樣，在離青島市區兩小時車程的膠州市，對于韓企撤走，政府部門同樣諱莫如深。膠州市政府宣傳部的一位工作人員給上司打電話，“又來了記者”，長嘆了一口氣后他告訴記者，“這個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業，政府部門至今仍然拒絕給出一個準確的數據。

　　走不走？

　　走還是不走？該去哪里？這是韓國金石善夫婦最近時常和朋友討論的問題。

　　對他們來說，離開青島轉向內陸，甚至去往更遙遠的越南只是時間長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館和記者見面時，金石善的朋友已經走了三個。他們開辦的企業規模都很小，雇用人數在兩三百之間，主要經營工藝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狹小的廠房里，幾十個中國工人在縫紉機前埋頭工作。與中國一般的鄉鎮企業沒有什么不同，廠房是簡陋的鐵皮屋，除了縫紉機和熨燙設備，這里數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讓“金老板們”開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資實在漲得太厲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頭緊皺。僅去年一年，青島市工人最低工資標準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實際支付工資也由2000年的800元漲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費用由當年的1.6元/小時，上漲到去年的5.7元/小時，今年則漲至6.7元/小時以上。

　　金石善的說法很容易就能從遍布工業區的招工廣告上得到印證。

　　地價猛漲也是韓國商人離開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隨著韓國同胞們大規模進駐時，城陽區還只是一個小村莊，30公里外的膠州更是一片農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當時他帶著韓國人來看這里大片的廉價空地時，“他們驚喜得幾乎要尖叫起來”。

　　一位呂姓女士告訴記者，1998年她以7萬多的價錢在城陽區中心買下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如果要在同一區域購買同樣的房子要付出12倍的價錢。

　　明陽路上的“21世紀不動產”的經理趙丕功提供的數據證實了這一說法。上世紀末城陽區的房價開始緩慢上漲，到2003年每平方米猛漲了1300多元。“今年城陽區二手房均價在4000元左右，萬科在城陽的一個新樓盤已經是每平米9200元。”經過十年開發，城陽區寸土寸金，工業用地同樣十分緊張，地價上漲幾乎與住宅同步。在緊鄰青島流亭機場的南疃和洼里工業園，廠房租價比一年前漲了整整十倍。

　　上世紀末韓國人就開始遷入青島，至今這里仍是韓國人密集的城市。每周從青島至韓國首爾、大邱、釜山三個城市的航班就有三十多架次，與仁川間的輪船每周也有四班以上。2002年青島常住韓國人為近2萬人，2003年上升至3萬人，2004年則飆升至5萬余人。有的是全家搬來，夫妻到韓企上班，孩子在青島讀書。而如今隨著生產成本大幅提升，金石善的朋友們只好選擇搬走，“濟寧和荷澤交通沒有青島方便，但是那里每個月工資700元，就算要經常加班很多工人都搶著干。”

　　實際上，韓企的撤離并不是這一兩年才發生的事。

　　韓國中小企業廳代表處課長李炳直向記者出示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在2001年到2007年間，未正常清算撤離青島的韓國企業就有206家。自從2003年開始發生韓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離數量每年遞增，去年一年就達87家之多。

　　整個山東沿海市縣都在面臨同樣的問題。

　　就在1月中旬，煙臺的韓國世剛貿易株式會社旗下的三家企業數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間集體消失，遺留下5400多萬元債務。事后有煙臺網友發帖說，數十名高管分乘三輛大巴從國內三個機場分別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韓國高管更是囑咐他的中國司機，“明天不必上班，我們要一起坐車去打高爾夫球。”

　　煙臺“世剛事件”之后不久，青島市轄的膠州，兩家由韓國兄弟二人開辦的老企業，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選擇了悄然失蹤，只留下海爾大道上兩間空蕩蕩的廠房雜草叢生。

　　李炳直課長承認，上述撤離韓企的資料中，膠州、即墨等縣級市還沒有統計在內。

　　韓企淘金術

　　在青島市郊的204國道上，沿途可見星羅棋布的韓國企業。與上個世紀末被中國人奉為上賓的“外資企業”不同的是，這些企業與中國鄉鎮企業相比規模都顯微小。記者實地走訪發現，不少企業就落戶在當地農家，廠房為普通磚房，面積不超過30平方米，在漆黑的房間里，幾個工人圍著一張桌子做著手工雕琢玉器之類的活兒。

　　“未正常清算”的撤離韓國企業中，15%是紡織企業，30%是工藝品企業，13%從事皮革生產，六成以上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2月中旬韓國進出口銀行發表的《青島地區投資企業的非法撤離現狀》報告書說。

　　而這些技術含量低、對環境有污染的勞力密集型企業在中國卻長期享受著很高的稅費減免。在“兩稅并軌”之前，外資企業只需要繳納15%的企業所得稅，僅為中國企業的一半。此前來自青島市外經貿局的一份統計資料表明：2006年，青島市外資企業總稅收額為54億元人民幣，但韓國企業繳納的稅金只有9億元人民幣，韓國企業數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稅收比率只有不到兩成。

　　“這里面有很多秘密。”章朝華說。他是青島一家國際貨運代理公司的老板。多年來他跟韓企做了很多生意，對韓國的經營狀況十分熟悉。

　　他發現有一些小型的韓國企業其實只是一個空殼。他們在青島的郊區租下廠房和機器，10萬美元就能注冊一家公司，而實際上最終到達的注冊資金一般只有3-5萬美元，然后通過銀行貸款和拖欠上下游貨款來套利。

　　另一種情況，也最為常規，當“兩減三免”期限即將到達時，企業便以假倒閉的形式，將工廠轉向另外市區尋求優惠政策，換合伙人注冊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輪的減免優惠。這些外資企業入駐某個區市工業園區，一般不自建廠房，主要以租用為主，以便今后遷徙。青島科技大學的教授袁曉莉將這概括為“候鳥現象”。

　　同時，很多韓企采用“高進低出”的方法來減少賬面收益。所謂“高進低出”就是以高價從韓國進貨，再以低價買出，從而使駐華企業的賬面盈利微薄，而實際上價值都已經通過高進價轉移到韓國了。多位專門為韓國企業申辦各種手續的代理商向記者證實，韓國中小型企業主要使用“高進低出”的手段來轉移在華投資收益，在行業內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蜜月期終結？

　　在一些當地人眼里，青島和韓企的蜜月期正在終結。隨著多年招商引資，青島當地對韓國企業的投資也從“奉若上賓”轉變為“招商選資”的理性姿態。

　　商務部統計，目前中國國內約有韓資企業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東，青島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島的韓國人超過10萬，這里是韓國中小企業老板的天堂。鑒于韓國企業在青島的重要地位，韓國產業資源部所屬的中小企業廳還在青島設立了代表處，青島市對外經濟貿易局也特別設立了韓國處。

　　自從1989年，青島市第一家韓國獨資企業托普頓電器有限公司落戶城陽區后，青島茶山人造首飾、青島韓菊膠帶有限公司等韓資企業又相繼來到青島，形成了第一批韓資在華企業。在1992年兩國建交前，青島市共批準了71家韓資企業，建交后幾年間韓國企業在青島的投資逐年穩步遞增，大批投資注冊資金在幾十萬美元至三百萬美元之間的中小企業紛紛進駐，這些在韓國已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山東半島遍地開花。

　　幾乎“零門檻”的招商引資政策隨后就招致各種詬病。

　　中國海洋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資料顯示，截止到2001年底，韓商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為111萬美元，比山東省外商投資企業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膠州對外經貿局的一位副局長說：“先前不論企業大小，引進來再說的做法，早已經過時。現在所看到的韓國小型企業主要是歷史遺留產物。”

　　早在2004年，山東省外貿廳廳長周嘉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提出：“韓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歐美，這個領域層次更高，資源更豐富。”

　　袁曉莉教授長期關注東北亞經濟交流，曾經帶著研究團隊在青島下轄區縣對外資企業進行過深入調查。她認為應制定“外資準入制度”，在對外商投資的審核中，宜設立“三道門檻”——控制小規模傳統制造業項目審批；控制環境污染項目；對于一些有信用劣跡的外資企業，應加大監管跟蹤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業在青島所轄的一個市區向另外一個市區的轉移。

　　她介紹，上海、蘇州和昆山等城市“十五”期間就提高了引進外資的門檻，將污染重、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的外資拒之門外。如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勞動力需求量超過8000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退稅額過高的產業以及高污染產業，一概拒絕。

　　韓方似乎也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最近帶領對華韓國經濟使節團而訪問中國的大韓商會會長孫京植2月17日對韓國企業提出警示：“應該關注變化的中國市場，并根據這種變化修改進軍戰略。”

　　“中國現在不再是單純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們應該著眼于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內需市場，抱著和全球一流企業競爭的決心進軍中國，如果認為適當生產便宜產品出口到第三國即可，那么十有八九會失敗。”

　　韓國人離開之后

　　事實上，青島韓國大型企業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資發放及時，很多工人爭著搶著要去。但韓國的小企業在青島民間一直飽受爭議。

　　長期為韓國商人代理企業事務的朝鮮族人姜申說，韓國一些小老板素質并不高，有些人小學還沒畢業，在韓國掙了些錢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國山東淘金。而老板個人風格則主導著企業特點。

　　有一次，他給一家韓企做貨物代理，到公司與企業管理層見面。辦公室就在一個鐵皮屋里，交談過程中一滴水從屋頂上滲下來，不偏不倚地落進咖啡杯里，而一屋子韓方人員看到了都若無其事。事后，姜申就警告自己的生意伙伴，一定要小心這家企業的信譽。果然不久后，這家企業就因拖欠貨款，被中國代理商告上法院。

　　在金石善看來，這次一些韓資企業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給韓國商人的信譽雪上加霜。盡管他覺得韓企撤走實際上不會給當地留下多少麻煩，但事實上地方政府卻不得不為企業拖欠的薪酬買單。在煙臺，由于世剛纖維的撤走，區政府向1200余名勞動者支付了近200萬元的工資。

　　在青島已生活四年的李炳直課長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在這個事情上，他希望中韓雙方都能理性看待，他說，韓國政府正在拿出一套方案，今后將由中小企業廳負責對韓國老板們進行培訓，而另一方面則將由韓國政府與中方協商如何縮減清算手續。“法律上外資企業進行清算需要9個月，而在實際操作中需要兩到三年。”青島市外經貿局韓國處處長吳日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青島市政府正在籌劃建立一個網上清算中心，幫助韓國在華企業能夠輕便、簡捷地辦完撤離前的手續。

　　然而，在青島城陽區的南疃和洼里，人們更關注的是眼下備受打擊的服務業。大批工人正在轉移，在城陽的青島義恩服裝有限公司門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啟事上用了碩大的標題——“我愛你們”。

　　以前這里人頭攢動的工人正在向山東內陸的濟寧和荷澤進發。在城陽和膠州招工中介的市面價格已經上漲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陽區北邊的即墨市，現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來熟練的縫紉工。

　　冷清的街道上，眾多韓式餐館的轉讓橫幅在料峭的寒風中抖動。夜里十點過后，夜總會門口也見不到擁擠的韓國老板，出租車司機施長發開始懷念為幾塊錢打的費討價還價的韓國客人。傍晚，王源海時常開著他的面包車在流亭鎮上轉來轉去，他希望老丈人的生意盡快好轉。

　　章朝華對韓企的突然撤走同樣十分悲觀。青島市目前有物流企業1400多家，而韓企貨運總量占到起碼一半的份額。“明年估計會有十分之一的物流企業陷入困境。”章朝華說。

　　不過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預測是錯誤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金石善、章朝華、王源海為化名)

龍嘯天

河南塑料袋巨頭的“突然死亡”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7日10:30 南都周刊

工人們的堅決反對，并沒能阻止這個全國塑料袋生產商的去意。 賈俊生 攝


　　記者 車黎 河南遂平 報道

　　從1月末開始，43歲的倪俊麗就和她的工友們，一長溜地坐在縣政府門前的花壇邊，在聊天，在太陽底下打瞌睡，更多的是在發呆。

　　如果不是在縣政府門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規模，如果不是兩個多月的堅持，倪俊麗們的“靜坐”只是些街坊間的閑事。但是，地點、人數的敏感性，使得這些“靜坐者”被遂平縣人看成是種“示威”。

　　倪俊麗說，我們這是在“上班”。

　　這群以中年婦女為主體的“靜坐者”，真的按照工廠倒班的模式，分別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班”點數跟政府部門的作息時間一樣，從上午9時到下午5時。

　　燙著短卷發的倪俊麗，和其他的人身份相同：曾是河南省遂平縣華強塑膠有限公司的工人。能在“華強”工作，對這個有著54萬人口的中原小縣城居民來說，是個體面的差事。

　　但是這份曾經“榮耀”的活計，在2008年1月20日戛然而止。這天，全國最大塑料袋生產商貼出公告，宣告解散，包括遂平華強和60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分廠——漯河華強在內的2萬名工人瞬間失業。

　　最后半年

　　在倪俊麗看來，工廠的倒閉，沒有一絲先兆。倪說：“每天拉貨的車都排著隊來，要先拉到貨還得開后門。”

　　曾是下崗工人的倪俊麗，6年來，一直在華強過得很順心：每月1500元的工資，跟當地平均工資相比，整整高出20%，而且從來沒有拖欠過。

　　身為公司質檢車間一名“領班”，倪俊麗對公司的情勢變化一無所知，相反，她認為公司的發展是越來越好了。

　　的確，1995年，廣州南強塑膠有限公司在遂平投資興辦了華強塑膠制品公司后，飛快擴張，遂平的廠房從80畝擴大到160畝，1998年在鄰近的漯河市又開辦了一家占地300畝的分廠。根據公司公開發布的信息，它的年產量25萬噸以上，產值高達22個億，在全國市場的份額占到了50%，其產值11年在全國同行業排名第一。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總和達到40多億元。

　　就是這個看起來不可能倒閉的“中國最大的塑料袋生產商”，卻突然猝死了。1月20日，正準備進廠上班的倪俊麗，在工廠大門口的墻上看到了一張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

　　和倪俊麗“蒙了”不同，作為公司質檢部主任的郭建偉，幾個月來一直在小心觀察著公司的變化。

　　2007年10月，有兩個車間停工。

　　2007年11月，開會傳達廣州南強總公司關于“改制”的內容。當時公司花30萬元聘請了律師和會計師，設計了幾套改制方案，其中包括轉讓和全員入股。改制的計劃就是讓公司職工交錢入股，“交一兩萬就可以參股”。

　　到了今年1月，所謂的改制進入了最后關頭，“連投票箱都準備好了”，說要召開職工大會，由職工投票決定改制的最后方案。

　　然而，這一切戛然而止。

　　原因是“漯河暴動了”。

　　“漯河暴動”

　　所謂的“漯河暴動”，是工人夸張說法。

　　去年12月底，華強漯河裁掉了2000人，在養老保險等方面并沒有給予足夠的賠付，各種關于公司前途的猜測四起。

　　同時，一些工人感覺到“不對勁”：公司每天都有幾大車貨物往廣州運。1月19日，成品倉保管員上報庫存已經不到18萬件，而該公司一天的產量就有15萬件左右。工人們懷疑老板想甩手不干。

　　1月19日是工人上班的最后一天。

　　漯河分廠廠長陳鋒舟回憶說，“當時很多工人堵住了廠門口，不讓運貨車出廠。同時，還勸上夜班的同事停工。”

　　一些工人沖進廠里的辦公室，對辦公設備進行破壞，甚至“把工廠的幾道大門都給扒了”。當地出動了數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這起混亂的事件中斷了華強公司精心安排的計劃。1月20日，華強公司大門口就貼出公告，宣布公司解散。“現在猛然想起來，什么改制，原來是要金蟬脫殼啊？”郭建偉這才有些恍然大悟。

　　倪俊麗當天沒能進成工廠。那天正好她女兒大學放寒假回來，她沒敢回家，“怕女兒知道了著急”。

　　當晚，她收到了一個工友的短信：早上9點去廠門口。

　　1月21日，等倪俊麗到遂平工廠門口時，門前107國道已經擠滿了上千名工人，幾百輛經過國道的車輛被堵在了路上。

　　廠方把這個事件定性為“大規模群體事件”。“我們沒想堵國道，只是想要求廠里解決問題。”倪俊麗也在現場待了一上午。

　　一根又一根稻草

　　工人們的堅決反對，并沒有阻止華強的去意。1月22日，遂平華強在互聯網上發布消息，遂平和漯河兩個分廠一起整體轉讓，轉讓價格為2.8億-3.5億元。

　　沒人想到這家中國最大的塑膠企業會驟然倒下。

　　關于原因，遂平華強、甚至廣州南強的管理層始終沒有正面解釋，而遂平縣中小企業服務局局長徐俊彥面對媒體，給出了自己的分析——限塑令、虧損、新《勞動合同法》。

　　2007年12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規定從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而華強的產品90%以上正是國家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但是，在質檢部主任陳紅看來，“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要轉產并不困難，只要把吹膜機的齒輪改裝一下就可以了，何至于馬上就要歇業？”

　　而陳鋒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公司就不順應國家的政策轉產呢？”

　　遂平華強塑膠原總經理助理、工會主席劉建華知道些內幕，漯河、遂平兩家分廠在2006年和2007年度內，因為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已虧損3000萬元。

　　同時，塑膠企業屬于技術含量低、投資小、勞動密集型企業，一臺吹膜機、一臺制袋機、一個小作坊就可辦起來。在華強進駐遂平之后，周圍出現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廠，搶走了華強一定比例的市場份額。

　　值得一提的是，華強曾多次公開表達了對稅收政策的不滿。為減稅，公司甚至曾以萬名職工的名義給國務院和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寫信請求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減稅，但是并沒有效果。

　　新《勞動合同法》下的成本壓力

　　“你們怎么看待新《勞動合同法》呢？”

　　銷售部職工魏學峰一聽這個問題，總會自動忽略記者問題中的“法”字，說：“勞動合同我們簽了。”

　　“我們都還高興呢，以為新《勞動合同法》出來，我們的保險有人管了。”倪俊麗說。

　　在劉建華看來，新《勞動合同法》才是遂平華強迅速結業的致命原因。

　　在遂平華強的7000名員工中，僅有1000人左右參加了社保。而遂平縣當地勞動部門按照新《勞動合同法》計算出來，13年來遂平華強拖欠工人的養老、失業保險金以及各種加班費用加起來高達1.8億元。對于建廠13年的華強來說，有超過2000名工齡在10年以上或者接近10年的老員工。根據新法，連續工作10年以上的員工，應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如果2008年繼續生產，按照新的勞動合同法，公司將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萬元。而遂平華強去年虧損額是3000萬元。

　　“到了該它償還和承擔社會責任的時候，公司卻斷然選擇了退出。”郭建偉無奈地說。

　　令工人們很難接受的不僅是公司的突然解散，還有公司解散之后對待他們的態度。

　　在宣布解散三天之后，公司給出了一份“和解協議”，核心內容是工人們能得到全年平均月工資的60%，也就是600元，買斷了工人與工廠的任何關系。

　　600元，沒有讓工人滿意。倪俊麗和她的工友們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維權小組上。

　　這個維權小組代表的工人由最初的3000多人，剩下1000多人，到現在只有600名工人。大多數工人選擇了妥協，“該找工作就找吧，吊在一棵樹上也沒啥用。”

　　工廠停工兩個多月，女兒在上大學，愛人沒工作，倪俊麗選擇天天到政府門口“上班”。

　　倪俊麗把這次失業和10年前的“下崗”聯系到了一起。當時她從縣里的紡織廠下崗時，剛開始也是什么都沒有，“后來到大院兒(政府)門口坐了兩個月，好歹給了幾千塊。”

　　3月10日是最后簽署期限。倪俊麗沒有去簽協議。“上次下崗就解決得不好，這次不能就這么算了。”這600多名工人留下的只有仲裁或者打官司的路了。但是，華強公司態度非常明確，不接受仲裁，“直接法庭見”。

　　“你說我們這事能不能不打官司？”維權小組組長唐慶華對于訴訟顯然充滿了畏懼，因為那意味著要付出不見底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他們真的就沒啥辦法了嗎？”

　　塑料袋業的轉型

　　“和華強有什么可談的？停產、轉讓都是企業自己的行為，其他問題都走法律程序。”遂平縣副縣長趙峰這樣說道。

　　事實上，當地政府根本做不到這樣超脫。

　　河南遂平是一個傳統農業縣，近些年來和大多數中西部省份一樣，把“招商引資”當作重點工作之一。在其政府的宣傳網站上，招商引資的明星企業前三位分別是“造紙、塑膠、化工”，幾乎都是重污染企業。在縣政府10余個“遂平功臣”宣傳欄，其中一位“功臣”的立功事跡就是“引入華強”。

　　華強是當地最大一家民營企業，最近幾年，公司每年上繳的利稅占到了遂平全縣稅收的一半左右，還解決了7000人的就業問題。華強的停業，對于河南省南部的這樣一個小縣城來說，無疑是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

　　遂平縣政府的心愿還是讓這個“利稅大戶”繼續存在下去，不管誰來接手。今年春節后，由遂平縣副縣長趙峰帶隊的協調小組兩度奔赴廣東，與總部廣州南強公司談判，想盡辦法讓廣州南強能夠在遂平繼續發展。然而，無論塑料廠怎么發展，歸誰經營，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工人的法律糾紛，是廣州南強公司最為看重的。

　　廣州南強已經宣布退出塑料袋行業，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華強發展的這12年，正是我國塑料袋企業飛速發展，直至泛濫成災的12年。在“限塑令”出臺前一個月，中國塑協塑料再生利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董金獅公布的數據是，全國每天僅買菜就要用掉10億個塑料袋，其他各種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億個以上。

　　林平(化名)是華強配料車間的一名工人。他在工廠做了整整10年的時間，在他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司曾經的輝煌成績建立在不正當經營之上。

　　林平說，“華強塑料公司轄下的華強廢舊物品回收公司，從全國各地回收來廢舊塑料瓶、廢舊薄膜、塑料袋，而這些又幾乎全部送進了吹膜車間，通過二次造粒吹膜制成新的塑料袋。”他的工作就是調色、摻入聚乙烯，“保證做出來的塑料袋色澤美觀。”

　　使用回收塑料，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按照行業標準，回收再造的塑料袋是禁止用作食品包裝袋上的。然而，“還不是大部分在流入市場之后成為了食品袋。”林平說。

　　現在華強退出，在6月1日前，市場對于塑料袋仍然有著巨大的需求。巨頭倒下，給不少小塑料袋生產企業帶來“最后的瘋狂”。

　　自從傳出華強塑膠倒閉的消息后，市場上塑料袋的價格漲幅非常大，每件(20公斤)已經漲了幾十元。

　　就在華強停業后的一個月里，不少等著進貨的經銷商蹲在廠門口，希望能夠在眾多趕來買存貨的經銷商中拿一點貨。

　　“華強關門太快了”。安徽蕪湖經銷商周德勝在等了兩天之后，轉身準備去相鄰的西平縣，那里有不少作坊式的塑料袋生產企業，“但那些小廠的產品質量比起華強來，肯定是差了太多。”

　　6月1日以后，限塑令到底能執行到何種地步？一些塑料生產商也在觀望華強變局。

　　而倪俊麗們則密切關注華強的動向。對他們來說，存貨可以賣，但機器不能隨意動，這是他們認為得到賠償的最基本籌碼。

　　按照新《勞動合同法》計算出來，13年來遂平華強拖欠工人的養老、失業保險金以及各種加班費用加起來高達1.8億元。如果2008年繼續生產，公司將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萬元。而遂平華強去年虧損額是3000萬元。

龍嘯天

溫州20%的中小企業因經營成本上升而關門

2008年03月27日22:16　 來源： 央視國際    作者：周人杰 殷莉 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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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原材料漲價帶來巨大壓力第2頁:人民幣升值影響同樣很大第3頁:溫州企業需獲取更多附加值



　　據央視27日晚播出的《經濟半小時》消息  可能很多人沒有去過溫州，但是很少有人沒用過溫州的產品，這個浙南小城，生產了全國10%的服裝、20%的鞋、60%的剃須刀、65%鎖具、80%的眼鏡、90%的金屬外殼打火機和 90%的水彩筆，溫州的低壓電器、五金制品、汽車摩托車配件、陶瓷制品在國內也都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說，溫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國制造發展的一個縮影，然而，最近我們記者到溫州采訪的時候卻發現，當地一些曾經紅紅火火的制造企業，現在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在位于溫州市某開發區的一家服裝廠，從外觀上看，四層樓高的廠房顯示出這家服裝廠的規模并不小，然而當記者走進工廠以后，卻看到了這樣的場景：數千平方米的生產車間里空無一人，在廠房的一角堆積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包裹，記者打開一看，原來里面裝的是已經加工好的衣服，數百臺縫紉設備擁擠地擺放在一起，似乎提示著這里曾經有過的繁忙，而從墻上的這份通知發布的時間來看，今年的一月份這里還在生產。

　　作為這家服裝廠如今唯一的留守人員，這位保安還清楚地記得就在兩個多月以前，這里還是機器轟鳴、人聲鼎沸，每天幾百名工人進進出出，讓他忙得幾乎沒有功夫休息，然而當時的他怎么也沒有想到，春節過后突然發生了變故，由于去年以來虧損不斷擴大，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不得不忍痛關掉了工廠。

　　今年春節過后，很多精明的溫州人突然發現，似乎一夜之間溫州的工廠關停掉了很多，與此同時，報紙上有關廠房轉讓和出租的信息也越來越多，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老王就是其中刊登了廠房出租信息的一員，他告訴記者，他的這個廠房此前也是租給了一家服裝廠，由于生意不好做，今年春節期間這家服裝廠的老板就關掉了廠子退租不做了，于是老王只好再找新的客戶，不過盡管廣告登了五六次，錢也花了不少，可是廠房怎么也租出去，和頭兩年相比，租金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可是廠房還是租不出去，這讓老王很著急，面對著空蕩蕩的廠房，老王心里很發愁，他不知道到底哪天他的廠房才能租得出去。

　　事實上，除了服裝、鞋、電子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關停以外，現在溫州的一些特色輕工產業也開始出現危機。

　　打火機是溫州最有特色的產業之一，目前全球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金屬外殼打火機都產自溫州，照說這是一個讓人值得驕傲的數字，然而作為溫州打火機行業的領軍人物，周大虎卻憂心忡忡。

　　周大虎告訴記者，打火機企業數量從一年多以前的六百家左右銳減到現在的三五十家，溫州的打火機行業遭遇到史無前例的重挫，看著身邊曾經的同行一個個相繼倒下，周大虎的心里一點也輕松不起來。

　　事實上，一場危機正在溫州制造業的各個領域中快速蔓延，周德文，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溫州科學管理研究院院長，長期研究和跟蹤溫州經濟發展模式。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應該說溫州的中小企業現在面臨的是一種，屬于一種非常困難的一種狀況，那么也是可以說用危機來表述，也可以說是比較大的危機，特別是今年春季以后，有一部分中小企業，他就沒辦法生產。”

　　根據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的統計，目前溫州共計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那么其中究竟有多少已經或者正面臨倒閉呢？

　　周德文認為可能有20%左右的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況。在周德文看來，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正在經歷危機的不僅僅是溫州，在長三角的一些輕工制造業也比較發達的地區，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周德文：“應該說我覺得這種危機各地都有存在，長三角地區，因為我經常帶企業家去考察，包括在上海周邊的幾個區，像松江、金山等等，那么這些區域也同樣面臨著這種危機，包括蘇北，江蘇北邊。”

　　在溫州的民營經濟里，中小企業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可以說，正是無數生機勃勃的中小企業支撐起了溫州制造這塊金字大招牌，很多溫州當地知名的制造業巨頭，像德力西、正泰，雖然如今都身價幾十億、上百億，但想當初也都是從作坊式的小企業起的家，如今，溫州不少中小制造企業都陷入困境，它們到底遇到了什么難題？來聽聽企業經營者的說法。

　　在周大虎看來，溫州的打火機企業在一年的時間里倒閉了八九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企業無法承受原材料漲價帶來的巨大壓力。周大虎說，溫州生產的金屬外殼打火機其原材料主要是鋅、銅、白金、鎳等，而近幾年有色金屬的價格一路高歌猛進，屢創新高，這使得企業的成本大幅提高，比如這一兩年，銅從原來的兩萬多到現在六七萬，漲了兩三倍，鋅從原來的八九千，現在漲到兩三萬，有時候三四萬。

　　盡管原材料漲價了，不過要想把終端產品的價格也隨之提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企業面臨著不漲價等死，漲價快死的狀況，溫州的企業原來采取的本身就是低成本、低價格的競爭的戰略，如果利潤一提價，別人沒提，那么企業的業務全部會被人吞食掉了，那這個企業就馬上沒有辦法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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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嘯天

格不斷向上攀升的不僅是原材料，還有勞動力成本，一位服裝廠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做了十幾年的生意，從來沒有什么時候像現在這樣不好找工人。在溫州的每家工廠門口，幾乎都貼著招工啟示。工人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企業大量缺工，這樣的怪圈在勞動力密集的地區愈演愈烈，而今年開始執行的新的《勞動合同法》更是給企業提出了新的挑戰。

　　周德文：“一般的測算，不同行業平均來說，《勞動法》嚴格執行的話，作為企業會增加15%甚至20%的成本，那么對于企業來講，他的利潤本身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利潤，作為現在很多的中小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事實上，除了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因素以外，對于眾多以出口為主的溫州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影響同樣很大。

　　周德文：“這幾年升值的速度比較快，預計今年明年還會升值，在這種情況下，溫州的中小企業，它大部分是有外向型的，它有產品出口，通過直接出口或者外貿公司出口，那么通過人民幣一升值，對他們來講，實際上他們的利潤空間就都給吃掉了，以前國家的出口退稅這些政策越來越滯后，現在的政策也在微妙的變化，這樣使得溫州的企業面臨巨大的壓力。”

　　在美元持續走低的同時，美國乃至歐洲的消費力也日益疲軟。

　　早在20多年前，溫州人就跑到全國各地謀生，修皮鞋、裁衣服、理發、開飯館、做鈕扣、賣小家電，別人不屑做的事溫州人能做，別人吃不了的苦溫州人能吃，別人看不上眼的小錢溫州人賺。不過，現在溫州中小企業僅靠吃苦耐勞、精明能干這些傳統優勢，已經不足以應付眼下的生存難題了。

　　虞文品一家做了將近二十年的電線電纜生意，在這個行業里已經是小有名氣，生意也做到了全國很多地方，這讓不少人羨慕，不過提起走出溫州到外地設廠，虞文品卻一臉的無奈。

　　虞文品說公司之所以決定到外省設立生產基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溫州的土地實在是太貴了。現在在溫州柳市鎮，工業用地一般情況下稍微地段要好一點的話可能要達到60、70萬一畝。

　　由于溫州本來就地少人多，同時擁有數量相當龐大的企業，導致溫州的工業用地日益枯竭，在土地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溫州的地價不斷攀升。

　　周德文：“現在在溫州土地資源非常緊缺，已經到達寸土寸金這樣的程度，我們現在工業用地的價格是200萬一畝，這個是全中國最昂貴的土地價格，內地很多地方還是只有5、6萬，即使上海這種中心城市，他的土地價格比溫州也低的多。”

　　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提高、國外消費市場疲軟、土地價格飛漲，對習慣于靠低價打市場、靠船小好掉頭來謀生的溫州中小企業來說，難題這兩年是一個接著一個，但正像20多年前，溫州人沒有坐等天上掉餡餅一樣，如今溫州中小企業也沒有身陷圇圄，他們從傳統制造業的夾縫中，開始尋找新的突圍之路。

　　昂貴的土地價格迫使一部分精明的溫州商人主動走出溫州，據統計，目前780萬溫州人里面，有大致300萬人在外地投資興業。

　　周德文：“像我們溫州人在西部、重慶，在四川建造了兩個鞋都，那么一下子去了就是幾百家企業，光在上海周邊，溫州人建了23個上規模的市場，都是規模很大的。”

　　不過并不是每一個溫州商人都有能力走出溫州，或者有的行業出于配套等原因，并不適合到溫州以外的地方發展，那么對于留守在溫州的數十萬溫州企業來說，面對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嚴重困擾企業發展的問題，他們又該怎么辦？

　　在去年大虎打火機出口國家的名單上，記者看到多出了幾張新面孔：墨西哥、哥倫比亞，都是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國家。

　　為什么新開發的客戶都是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區？原來，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區，普通的防風和直沖型的打火機是打不著火，而大虎公司去年最新研發的一款高原打火機卻成功地實現了高原防風打火，正是這款新產品給大虎打火機帶來了新的商機。

　　僅僅去年下半年，這款高原打火機就出口了兩百多萬只，新產品為企業帶來了新的市場和新的希望，不僅在開發新產品上下功夫，大虎打火機還投巨資對原有的產品進行工藝和設計上的改造，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

　　經過工藝改造以后，價格翻了一倍多，周大虎嘗到了技術創新帶來的甜頭，周大虎告訴記者，看似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打火機其實也需要不斷進行創新，事實上他們企業每年都要開發好幾百款新打火機。

促進劑

龍大俠，我太佩服你了，勞動法分析得好透徹。。。。

鄧海岸

現在政府是病急亂投醫了。
頭痛治頭、腳痛醫腳，它  娘的就不知道是內分泌失調！

龍嘯天

珠三角中小企業感受宏觀調控壓力 考慮轉型或轉移

2008年03月28日05:00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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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企業的雙重壓力第2頁:行業成本上升三四成

　　謝穎坐在記者面前，眼淚直流：“我投資了三百多萬，現在就剩一推破銅爛鐵了。投入的硬件設施把我套住了，現在是想走都脫身不易啊。”

　　謝穎位于東莞市虎門鎮鎮口村的廠子，大門緊閉，幾個外來工在院子里零散地打著籃球。謝穎在東莞投資加工貿易，訂單的稀少以及工人的缺失，讓謝穎想在月底之前把手頭的設備和廠房轉手，以節省7萬元的廠房租金。

　　自2007年下半年開始，受國家加工貿易政策從緊、出口退稅降低、人民幣不斷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漲、《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實施，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諸多因素影響，東莞，這個中國加工貿易基地，正在經受寒冬歷練。

　　東莞海關數據顯示，2008年1－2月，家具及零件、服裝及衣著附件、塑料制品等東莞傳統大宗商品出口不增反降，傳統大宗商品合計出口17.2億美元，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服裝及衣著附件、塑料制品等類別商品出口均出現負增長，而去年同期出口增幅至少在30％以上。

　　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宏調“猛藥”下，東莞的中小企業面臨了巨大壓力。在東莞市政府“經濟社會雙轉型”政策指引下，轉移還是轉型？對他們而言，這是個問題。

　　企業的雙重壓力

　　蔡康是東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副局長，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就不時有港臺商來找他“訴苦”。據蔡康的觀察，珠三角外資擔心的主要原因不是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緊縮，而是一系列政策的頻繁“轟炸”使得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極限。

　　這個觀點剛好和東莞市主管經貿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一致。江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時候，詳細分析了這些企業面臨的雙重壓力。

　　“加工貿易企業現在問題在哪里呢？你現在就算出臺一個政策，讓他再少5分錢他都受不了。為什么呢？一個是他的利潤到了極限；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極限。因為你再出臺政策的話，他就對產業的前景沒有信心。”江凌說。

　　對所謂2007年東莞企業撤離的問題，江凌進行了解釋。

　　2007年東莞終止的加工貿易企業是929家，占現有總量的6%左右，涉及合同投資額接近11億美金。

　　江凌介紹說，從1978年到2007年，將近30年的時間里，東莞批準建立的企業有3.3萬多家，現在實際還運作的企業1500多家，也就是說30年內累計終止了2.2萬多家企業。如果30年平均下來，大體每年終止是700到800家。

　　如果說把改革開放前十年(那個時候相對比較穩定)，這個因素摒除掉的話，實際上后20年大致一年維持將近1000家左右這種企業的終止數量。也就是說從終止的絕對數字來看，江凌認為2007年東莞出現的900多家企業撤離，是“一個非常正常的范疇”。

　　江凌分析，目前真正在東莞難以生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主要依靠勞動力進行簡單加工裝配的企業。所以成本上升，特別是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這一部分企業承受能力弱一些。

　　江凌對記者說，在未來的三五年內，如果國家政策不發生重大調整跟變化，相信加工貿易企業在東莞持續的穩定發展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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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嘯天

行業成本上升三四成

　　周銀城是東莞虎門鎮云彩嬌娃童裝廠的老板，從1999年5000元接單加工起家，經過9年的發展，如今廠子規模已達一百余人。規模擴大了，可是加工的方式變化不大。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使得利潤成本大大緊縮。

　　周銀城剛創業的時候，一個工人工資不到他創造價值的三分之一，但現在工人工資漲了近30%，《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還需要給工人交“三險一金”(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而據相關人士調查分析，現在珠三角制造業工人工資平均已過1500元。周銀城對此無可奈何，“這相比于2003年以前，工資漲了一倍。加之物價上漲，行業成本上升達到30%～40%。”

　　東莞市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對普通工人的需求量巨大。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招工難現象出現，目前眾多中小企業都存在招工困難的問題。工人尤其是熟練工人的流失，對企業的生產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記者走訪了東莞的幾個鄉鎮，不管是在虎門，還是在厚街，街道兩側擺滿了招工信息牌。底薪均在千元以上，可是負責一個鞋廠招工的小劉告訴記者，工人現在成了香餑餑，搶不到手。

　　“現在的工人多是80后的，不像他們父輩那么肯吃苦，維權意識也是不得了，動輒就談勞動法。”謝穎對記者說。

　　珠三角的產業工人大多來自廣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隨著珠三角產業轉移到這些地方，本地工人大多就地消化，這也是珠三角“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轉移還是轉型

　　坐落在珠三角的各個企業隨著相關產業政策的調整，也面臨轉移還是轉型的抉擇。

　　江凌對東莞的加工貿易企業面臨的困難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方面繼續在東莞發展下去覺得會面臨困難，特別是隨著東莞城市環境的提升，成本的提升，包括國家政策的變化等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加工貿易企業繼續按照簡單加工裝配的方式在東莞的生存跟發展碰到困難。而且預計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

　　但是對這些企業來說，搬到別的地方去又覺得有風險——比如到越南等地，勞動力成本要低一些，但是那里的產業配套關系、產業氛圍成熟程度等一系列問題，還不足以支撐現有制造業的發展。所以就面臨兩難選擇。是轉移還是轉型？

　　“你在東莞繼續生存下去，必須要轉型。如果你不想在東莞，要轉移出去，又面臨風險。”江凌說。

　　周銀城和他的生意伙伴早就去越南和緬甸等地考察過，但是“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把廠子從東莞搬出去”。

　　他的客戶之一、臺商許家榮自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在臺灣做服裝生意，后來在臺灣成本上升，轉戰越南，而后抵達大陸。許家榮對本報記者說，當初在臺灣做生意面臨的困境和目前珠三角遇到的困境一模一樣，利潤壓縮促使資本轉移。有了多年服裝貿易經歷的許家榮不再做直接的訂單加工，而是利用臺灣熟悉的人脈和市場，交付訂單給這里的企業代工，通過市場營銷賺取差價，“這樣以來，風險就小多了。”

　　周銀城也學會了向服裝加工貿易產業鏈的上游轉移，接到訂單多找廠家代工，“這樣我就不用支付每月大筆的廠房、水電以及相關管理費用，我現在的廠房月租金7000元，相比于謝老板的7萬元，這個成本我就低很多。即使沒有訂單，我也可以活下來。”

　　周銀城認為，目前為止，倒閉的多是像謝穎那樣的企業，“沒有訂單，還要養工人，付各種固定成本開支。對小企業來說，這就是巨大的開支，時間久了就頂不住。”

　　而江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指出了東莞制造業將來發展的方向，“制造業這一塊我想長遠來說，東莞可能最終留下來的是IT制造業。但是其它的行業，比如制鞋、服裝、玩具、家具，我們希望它的制造可能會離開東莞，但是它的運營繼續留在東莞。”

　　就是說，東莞，希望留住傳統的制造業產業的高端；對有優勢的制造業，則希望留住其完整的產業鏈。

龍嘯天

袁岳：民生政策不能取決于民粹思想2008年03月31日08:29 [我來說兩句] [字號：大 中 小] 來源：中國網 作者：袁岳 　　前不久結束的全國兩會，有著很重的以民生政策為核心的色彩。在未來幾年，民生政策應該繼續得到強調。但是，公共政策的發展是多方利益妥協的結果，中國的民生政策本質上是建立在初有成效的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的，這些政策必須有以下考慮：

　　其一，有利于鼓勵高新技術與新的商業模式的發展，促使產業與經濟向高端發展；

　　其二，有利于大量城鎮一般素質職工與農村轉移向城市的初級勞動力就業，而這就有必要繼續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業；

　　其三，把過去大量投入于經濟與產業建設的財政資源，以合理的方式投入于民生基礎設施的建設。



在切實保護勞動者基本勞動權利與拓展就業渠道之間取得平衡。

　　民粹思想相對注重處在占社會大多數的民眾一邊，謀求強有力甚至是徹底的利益偏護。如這種思想轉變為公共政策主張或者立法動機本身，往往會在根本上傷及民眾的中長期利益。

　　目前，民粹思想比較突出地體現在《勞動合同法》與勞動保障規范上。這一立法模式在表面上有效體現了政府對勞工的關懷，但在深層中由于缺乏資方參與，導致投資者產生較大抵觸情緒，把社會矛盾引向投資者與立法者、執法者的矛盾，導致了投資環境的不穩定性。由于民粹思想導致的政策變化推動的投資興趣退化，并進一步形成失業率的上升，到那個時候，無業者的社會保障成本，還要進一步由取自現有企業的稅收與財政收入來負擔，將會形成一種不敢樂觀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