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城市(轉)

有鳳來儀

一、王者有如北京
　　
　　說到北京，想起前一陣子海默在他的暢銷書《中國城市批判》中詮釋我們首都“經濟符號”時列出有一項是“北京現代”，也許，包括海默在內的很多人都是覺得現代集團不錯，以至能成為堂堂牛北京的“符號”。其實不然，作為國都，北京是一種象征，不光是要表現在文化上的中國特色，也應該是經濟上的。比如說，我們可以把“首鋼”列進去，這絕對英明，畢竟“現代”是外來的和尚，不論它有多么多么的強大，作為北京—中國首都的一個經濟符號無論如何是不過去的。也許，可以把“廣州本田”作為彰顯廣州經濟活力的典范，但北京不行，它是國都，是中國的城市象征。
　　或許有人會質問我道：“民族品派里的長春一汽、十堰二汽還有外資合作呢？這‘韓國現代’咋就不能入您法眼？”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不能因為一外國品牌在中國發展的好就拜爹認娘的實行“拿來主義”，比如德國的寶馬車在英國賣的火，廠開的規模也大，你就把寶馬說成是倫敦或曼切斯特的“經濟符號”，對此，英國佬是萬難接受的！又如，在1992年，麥當勞在北京王府井開出了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一家麥當勞餐廳，愛者也眾，但能說麥當勞是北京的一個經濟符號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關于這個議題，在后面還能遇到，且數量還很可觀。
　　進入正題，隨侃北京。大氣、王氣、霸氣是北京留給中國人的原始印象，照理說來，北京相對于國內其他城市應該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但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到，自從建國以來，北京戶籍的管理可以說是全國最嚴格的，但從全國大串聯時期的紅衛兵大軍到上世紀末開始那股“北漂”大潮看，多少人還是向往著北京的，但很難說這是由北京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決定的，翻番史書，答案就出來了，也很簡單：因為它這是首都！
　　西漢時，長安（今西安）可是當時（武帝時）全國乃至全世界（主要指亞歐大陸）不折不扣的的經濟文化中心！如西蜀司馬相如者、廣川董仲舒者對長安都是“心向往之”的，看現在的西安，因其是陜西省會，還是比較像樣子的（至少在西北無別的地方能出其右）；又如北宋時的開封正是1000年前全世界最繁榮城市，而今卻成為沒落城市的代表文本，怎么會垮得如此厲害？很大的原因是省會頭銜旁落，經濟的下滑，造成人才的流失，之前位于開封的曾經河南高校的老大河南大學農學院已遷到了鄭州重新成立了河南農業大學，而前幾年，很多河南大學的老師都渴望能把學校搬到鄭州去，去辦河南的河南大學。原因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制度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國家，政治地位永遠是第一位的，它遠比經濟、文化等其他地位重要，動用政治的威力原可以憑空造出一座城，也可立即毀掉一座城（如隋初毀建康），它可顧不了那么多的“市場規律”。
　　北京牛，就因為它是首都，更聚集了些明清留下的建筑和“王氣”，可能不少外地出差到北京的人都有意無意中感受到了北京城市的這股“霸氣”和北京人的“沖天牛氣”。拿剛才提到那本書來說吧，“北京人到了外地，千萬別帶北京朋友到公園去玩，因為外地城市的公園與北京的公園一比，那簡直就是一個小院子。”（第4頁），的確，北京的公園是大，但也不能漠視地方上公園的存在，拿江南來看吧，不知帶北京朋友去杭州西湖玩玩行不行？夠大了吧！也夠靚，不然當年乾隆皇帝就不會回京后還仿著西湖的樣子把頤和園大力改造。去蘇州園林玩玩行不行？夠美了吧！如果光以面積來論值不值得一游，顯然有失偏頗。看來，貪“大”，是北京和地方比較時的一個重要參數。
　　我們可以從地圖上看到北海、天壇、龍潭湖、陶然亭是多么的“大”，但北京像日壇、月壇這樣的公園也不在少,“吹牛”和喊“口號”向來是北京人的拿手好戲，我們可以去認真審視北京足球隊那個“國安永遠爭第一”的大口號，可是真的好，不過卻在聯賽里至今沒爭到過，這不，話又說過了。人人都知道，天安門廣場夠大夠氣派！對此，北京人沒少自豪，自詡天安門廣場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城市廣場。但根據數據顯示，天安門廣場的面積是44公頃，而江蘇省地級市無錫的太湖廣場面積是67公頃。廣場可以再擴，高樓可以再建，像“大”和“高”這種東西拿來比是意思不大的，北京可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最大的主”啊
　　北京人的偏見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大城市哪有不偏見和排外的？上海不排外嗎？成都不排外嗎（針對西南其他城市）？蘇南的城市不排外嗎（針對安徽和蘇北）？事實證明，哪都一樣！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而英國人排外可是出了名的，像利物浦這樣的貧困老工業區的地層民眾尤甚，他們不喜歡看到外來打工者搶走自己的飯碗，也不希望外來暴發戶搶占自己的街區。所以，過分苛求北京就有點一相情愿了。公允的說，是戶籍制度把中國人限制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戶口意味著身份和地位，意味著可以享受外地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而子女還可以輕輕松松上北京的名牌大學。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國人的心態是被“利”和“欲”嚴重扭曲而變形的，但同時我們可以從當年那部風靡一時的《北京人在紐約》里看到北京人也有服軟的時候。所以，著名記者李承鵬不認為北京是頭腦或心臟，“它其實是胃，不排外，可也別指望它怎么熱情的待見你”。
　　北京城成了首都，北京話也就成了正統，北京人是沒事偷著樂了，但全國人民身上表現出來更多的是自嘲：諸如“四川話差一票就成為了中國普通話標準音”、“南京話差一票就成為了普通話”，甚至持“廣東話差一票輸給了北京話”這種怪論的在網上也不乏其人。歷史選擇了北京，留給老百姓的只有些談資罷了。北京話成了“官話”，北京人說起來自然是難免“眉飛色舞、氣壯山河”。
　　文明的融會從來就是相互的，自滿清1644年入關以來，北京在漢化滿人的同時不覺的也接受了滿化，特別是清朝后期的散漫自大的旗人習氣傳染了大批北京民眾，嘴上是“爺”（而今換作了“您”）叫的那個響，心里卻是誰也不服誰，天子腳下，皇城根前，老子天下第一。說到城市規劃不力造成北京今天的“堵”狀，梁思成先生泉下有知，真要再嘔出幾大口血來。本身把行政中心放在“皇城”旁邊就不是明智之舉，既破壞了故都文物與風貌，又造成擁堵，面臨即將到來的08奧運，北京市政府是率先坐不住了，2005年年初，國務院原則通過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概念。“十一五”期間北京市城市空間發展戰略課題研究組建議，重新調整鐵路車站的職能和布局。而關于市直機關遷出舊城區的問題，課題組設想了各種方案，網上也吵得沸沸揚揚，外遷目的地也出現通州、大興之爭。但政府卻否認了中央行政區的外遷傳言，認為時機尚未成熟。
長期生活在南方（尤其長三角地區）的人能看到上海、杭州、蘇州這些城市對文物的保護顯得甚為小心翼翼，而也許北京的文物資源太豐富了，大大小小的胡同在不知不覺中拆的七七八八了，更重要的是保護力度和意識上的差距不小，前不久北京民族文化宮由于暖氣管道破裂而出現大量漏水，大水殃及圖書館、博物館和演出劇場，最為可惜的是，圖書館地下藏書室的許多珍貴古籍遭水浸泡。被水淹的藏書室里仍然有濃重的潮氣，墻角和書柜底層都有明顯再說的水。館內珍藏的20多萬冊圖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傷，其中擁有300多年歷史、被譽為圖書館鎮館之寶的《大藏經》損傷最為嚴重。這些可都是國寶啊，其損失是不可彌補的！要知道其他地方要去申報一個“國字頭”的博物館是多不不容易，可北京有這么好的資源卻沒有好好注意和保護，比如之前的“圓明園滲水事件”。據《北京晨報》對北京自然博物館“白鰭豚標本正在滲油，原始生物化石正在加速風化”的報道，更讓人對北京一些地方文化設施的保護更頭疼，反觀上海自然博物館不論在館藏數量、質量以及保護力度上都的確讓人稱道，在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上，北京看來也是需要好好的“補補課”了。
　　城鄉差別大，是京津唐地區的一個通病，我們還是先掉頭到長三角看一看，滬寧杭之間的大中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是有目共睹，而其縣級城市如昆山、江陰、常熟、張家港等也是在全國縣域經濟中名列前茅，《經濟日報》在2005年12月1號公布了第五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結果，江蘇江陰市、江蘇昆山市、江蘇張家港市分列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前三名。北京市1個，河北省3個、上海市1個，江蘇省22個，浙江省27個，廣東省3個，四川省1個…… 更嚴重的問題是，據《新京報》報道：由亞洲開發銀行和河北省政府在中國首部省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報告———《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中首次公開提出了“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戰略研究》指出，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的32個貧困縣、3798個貧困村等地區形成了“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其實，京津地區為了北京和天津的發展，為了維護生態和保證京津地區寶貴的水資源，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的。
　　而北京市長王岐山近日考察張（家口）承（德）地區后，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北京的發展，如果沒有北京周邊地區的發展，北京就是一片孤島，它的長期、持續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反觀上海，以自身強大的牽引力拉動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了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都市帶（蘇州10年來的強勢崛起就是最好佐證），而北京為它的近臨們作了什么？所以，北京沒有什么好牛的。北京不應僅僅只是一個實力強勁的大城市，更應該像中國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一樣，拿出你的決心，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城市”。而建設以北京為中心，以京津為主軸，以石家莊、秦皇島為兩翼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絡的一項宏偉計劃也已經被放上案頭，借此打造真正的“兩小時交通圈”。
　　既然北京這么不好，可人們又愿意到北京去旅游，長見識，或許，中國人對北京這個首都存在著嚴重的“戀母情結”，但放之華夏，這頂帽子大而不當。中國社會歷來就是一個官本位、權本位的社會，這一點在中國人的思想上表現的尤為突出。可以說大多人去北京玩，沒有游山玩水的興致，而多半是沖著紫禁城的皇氣、恭王府的奢華走馬觀花一遍當年皇帝和大官們住過的地方，拿回去作為自己飯桌上的談資的。
　　2008原本是一個吉祥的數字，奧運會也本因是北京的夢想，在北京建奧運場館用的是北京的地，花的卻是全國的錢。記得1990年的北京亞運會吧！全國上下一心是多么的用命啊！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量中華之物力，辦北京之奧運，結世界之歡心！”反觀廣州也即將舉辦2010年的亞運會，怎么就沒那么大氣勢呢（僅在珠三角有些造勢）？難道廣州是后媽生的？北京人偷偷壞笑。但越來越惡劣的氣候、惡化的水質、乃至城市應急機制的滯后，已讓北京不堪重負，甚至波及危害到了旁邊的兄弟城市，北京向它們要地要水，尤其毗鄰京津二市的河北最為吃虧，而在學術界吵得不可開交的“南水北調”工程能給北方（這個工程應該說主要是照顧北京的）帶來淡水的同時，還有一片罵聲。學者謝鑒泉在《經濟學消息報》(成都04.1.23)以《南水北調的反方思考》為題撰文指出,南水北調工程會破壞沿途生態系統.下游方案將穿過長江中下游平原和華北平原,占用大量肥沃耕地.上中下游方案的共同作用，將減少長江水注入東海的數量，使海水倒灌，造成咸潮沖擊長江口，使土地鹽堿化，并造成大批人口飲用水困難。南水北調，解決了北方地區的飲水困難，卻造成了上海周邊地區更多人口的飲水困難。南水北調工程會占用大量耕地，所占耕地相當于一個山區小省的耕地。這些耕地，將造成大批農民失去生活基礎。同時，引水到北方灌溉增產的糧食，還抵不上三條引水工程沿途占用耕地減產的糧食，真是得不償失。南水北調會造成大量移民。據不完全統計，僅丹江口水庫加高，就將產生３０萬移民。三大方案付諸實施，包括沿途失去土地的農民，其數量將超過百萬之眾。（移民的花費是巨大的，對環境的破壞也是不可低估的。移民新建住房需要大量的木材、鋼鐵等物資，這對環境來又是一場浩劫。）這一大規模的改變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域橫截７００多河流，打破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之間的自然界限，將改變四大河流域的物質和能量交換，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和破壞甚至超過三峽工程。安全問題也很突出。北美的調水工程，終因要經過西部地震帶無法確保安全而擱置。我國邢臺、天津、唐山地區的地震風險和強度都不在美國之下。無論是在防漏、防裂還是在防震方面，一旦出現問題，將帶來滅頂之災。
　　分散首都職能早已成為老生常談，在這方面，來自民間的聲音很多，的確，分散首都職能不僅可為身處地震帶上的北京減小城市發展壓力，還可以帶動具有首都部分職能的城市周邊經濟文化快速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如何劃分中央和地的權限是個敏感且永恒的話題，而今天的中國似乎不存在這個問題，既然共同富裕是國家的奮斗目標，那么共同發展，打破一些人為設置的發展限制有何不可？北京許多河道、湖泊都要靠密云水庫供水，可密云水庫只有11億立方米，1000多萬人口又都等著喝這盆凈水，而供人欣賞的水景又如此之多，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建國后北京曾遇到過幾次大的水危機，天津、河北和當時的密云縣都為保證北京用水做出了巨大犧牲。2002年，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說：北京有關方面承認，未來10年水源短缺將是中國國內最具挑戰性的問題。由于中國旱災情況日益嚴重，再過30多年北京將面臨沙漠化的危機。社會的呼喊加上自然的要求，看來，北京應該改變了，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還算說得過去（20世紀30年代前后除外），從北京在近代的發展軌跡來看，它不是以經濟立市的，民國時期的工業城市是上海是天津，甚至無錫南通這些新興城市也走在古老的北京城前面，建國后50多年來眾星捧月式的發展又讓它試圖向“經濟中心”靠攏，看的出來，骨子里，北京是不接受分散首都職能這種理論的。在2006年1月15日召開的北京市人大會上，北京市市長王岐山表示，北京將堅持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發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設和管理水平。對于北京發展定位的表述已不再是傳統印象中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甚至不再提及“經濟中心”，顯然這是一個信號，將有效改善京津、京滬之間的合作，預示著北京將在京津冀都市圈乃至全國尋找新的定位。
　　不過，北京到底還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我們有理由對北京的未來充滿期待和希望，但首先，需要北京收起那張“皮笑肉不笑”的尊容和卷起那張越攤越大的大餅。

有鳳來儀

二、情調者有如上海
　　
　　上海，在舊時，它曾是華麗的“十里洋場”，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東方明珠”。這座在短短百年內充滿著太多傳奇色彩的城市，背后其實隱藏著太多歷史的凝重。它畢竟太年輕了，所以，我們在聽那輕快的“夜上海”舞曲時也呼吸到了彌漫在遠東大都市浮華夜色里的一層灰。登上歷史舞臺才過百年的它，承載起了太多的厚重，而它，又義無反顧的肩挑這個“大”字。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無怪乎國人只聞有大上海，卻并無大北京，大廣州之類的稱呼。而可以看到現實的是，全國各地不少繁華的中小城市仍然紛紛以“小上海”自居而感時髦，這絕對讓上海人開胃。其實，在明朝中葉時，上海人還一度為自己有個“小蘇州”的名氣而驕傲的，而如今，全國城市里自詡為“小上海”的，可謂是一抓一大把。上海社科院研究員羅蘇文在她所作的《上海傳奇》一書中講到：“黃浦江的改道是上海港興起的契機……明代上海港口的地位北不如瀏河鎮，南不如寧波港。清乾嘉之際，由于瀏河口淤塞，鄰近的瀏家港無法繼續發揮北洋貿易港口兼漕運基地的功能，漕運又改成走海運。上海港由此而承擔起南北沿海中樞港口的角色。”
　　上海向來自認是中國最“BB”的城市，加上張愛玲、王安憶、陳丹燕諸多文字的“推波助瀾”，上海，早被認為是中國最彰顯貴族氣質的城市。的確，上海人有他們的驕傲——外灘，那里有當年號稱“遠東第一大樓”的沙遜大廈（今為和平飯店北樓），有“從蘇伊士運河到遠東百令海峽最華貴建筑”之稱的匯豐銀行大樓（今為浦東發展銀行），有“情深深，雨蒙蒙”著的外白渡橋……能懷舊的地方對上海來講，早已擁有太多太多。但美麗擋不住中國人回顧被欺負的過去，正如附近黃浦公園外曾經的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恥辱牌一樣。外灘的建筑可以被人稱為是“萬國博覽建筑”，但其實，它們也像一部中國被侵略的歷史電影中的幾格膠片，像模像樣的矗立在黃浦江畔。其中較靠南的一處建筑是李鴻章主創盛宣懷主持的輪船招商總局，在浦東回望外灘時，才發覺這幢泛紅的三層建筑是外灘建筑群中的小弟，正如晚清政府的世界地位。的確，“富國強兵”只成了一句口號。我們是反對國人以殖民文化來沾沾自喜的。
　　易中天教授在名作《讀城記》中把上海定位為“灘”，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沖擊而成的產物。其實，說上海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沖擊而成的產物是抬舉了上海，至今，歷史感的匱乏正是上海人心中的一道剜不去的傷疤。姑且不必搬出上海的城市發展史而去同西安、洛陽、南京、北京等歷代的大都市角力，只需上溯到1840年，然后往下粗數便可知上海的大略。所以，西方文化對上海的影響應該來得更深些。紳士風度大抵是好的，把國內城市屈指數來，在這一點上做得好過上海的卻不多，甚至可以說沒有。以北京、沈陽為代表的北方城市似乎和“大老爺們兒”更為搭界，而以廣州、深圳為代表的南方城市（香港除外）更是無法讓人將其與“紳士風度”聯系在一起，中西部內陸諸城也萬難在這一點上勝過上海，所以，放眼國內，海默沒必要在儒雅問題上對上海過分為難。
　　上海是有文化的，尤其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可謂是群英薈萃。不論是從常德路上快要湮沒的張愛玲故居，還是復興中路上綠樹蔭蔽的柳亞子故宅，都可以嗅到海上舊日的殘留暗香。徐志摩與陸小曼，郁達夫與王映霞，甚至是魯迅與許廣平，文人們似乎不約而同選擇了上海作為他們浪漫或不浪漫的生活場所，這里又是文化前沿，有史量才主筆的《申報》，有鄒韜奮主創的“三聯”，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尤為激烈。一般認為喜歡張愛玲《半生緣》的都不會拒絕王安憶的《長恨歌》。石庫門、弄堂、小公寓以及早已逝去的有軌電車，這些東西也是她們書中經常出現的一幕幕背景和道具。誰不想在小說中世鈞每晚送曼楨回家的那種小弄里散散步？誰不愿在虛構的“滬上名媛”王琦瑤現身的舞臺下靜靜欣賞臺上的一切呢？多倫路，145號是“左聯”，可以想象出上世紀三十年代柔石、殷夫、馮鏗們于寒夜中在點點星火的燈下趕制油印傳單時臉上泛出的微紅；可以記起龍華那五聲被魯迅先生記下來昭示世人的槍響。“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可以，他們也是可以的。“丈夫貧賤應未足，今日相逢無酒錢”。
　　藝術，也是文化的一個層面，說上海的影院是中國最有名的并不為過。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淮海中路上的“國泰”，西藏中路上的“皇后”，“大世界”……這些就夠了，從它們的身上就可以自然的聯想到周旋、阮玲玉、胡蝶這些風云人物。“夜上海”也是在這里演繹，“不夜城”正是在這里體現，但“歌舞升平”之下卻是太多的浮華，一旦“日出”。就只能在記憶中去尋找它的華燈和舞步，卻已無暇去細嚼和回味了。果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么?那卻不然，梅蘭芳的蓄須既是正氣歌，聶耳的大陸歌便是先鋒號。李碧華在《霸王別姬》中哀嘆“戲子無義”，那也只是傳統的定位罷了，在國破家亡的時分，戲子們也有一番凜然大氣，他們也能為民族的脊梁。
　　電視劇中的上海男人們也總是西裝革履，表情嚴肅，似乎缺少一些前衛和乖張，其實，蘇州河畔的藝術倉庫照樣比比皆是，一點不比“北京798”差，或者，還要好。
　　目前的通論認為，我國第一條鐵路理應是1876年建成的淞滬鐵路。第一條鐵路應該從運輸旅客和貨物的意義上來講，而宣武門外那段廣告鐵路雖然出現較早，但僅僅是供人觀賞的模型。1876年由英國怡和洋行在吳淞和上海之間擅自修建的公開運輸旅客和貨物的鐵路，是我國第一條鐵路。1866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擴大對我國的侵略，不惜采取欺騙手段，借口吳淞至上海間河道不易疏浚，要求建筑鐵路，以便把海運至吳淞的貨物經鐵路運到上海。這一要求未得清政府批準。英國侵略者不甘心，1875年通過英商怡和洋行將鐵路器材從英國偷偷運到上海，擅自鋪軌筑路。1876年12月1日上海至吳淞全線完工通車。1877年9月清政府用重金贖回這條鐵路，但沒有加以利用，卻昏庸地把長約15公里的鐵路線拆掉了。
　　上海的出版業在民國時期可謂是波瀾壯闊，直到上個世紀中葉還是中國的出版中心，而現在，大凡冠以“中國**出版社”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上海再牛，要和全中國去扳手腕，顯然是自不量力。我們不應忽視，至少，和廣州、武漢、西安比，上海在這方面優勢還是明顯的，這就夠了。但我們別忘了，誰也不能否認《文匯報》、《上海英文星報》、《少年文藝》等一大批滬上優秀報刊的存在。《新民晚報》看似是“市民化”的報紙嗎？其實不然，《新民晚報》的夜光杯照樣有藝術，照樣講高雅。
　　美國百老匯為什么對那些經典老歌念念不忘呢？酒吧需要情調，《夜來香》這些曲子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視作上海的浪漫溫柔的情調，代表上海作為當年遠東第一大都市的氣質，播這個，總比直接的“崇洋媚外”好得多。李歐梵在他的《上海摩登》一書中堅持認為：“上海作為都會在30年代早期算是登峰造極了，并一直持續到1937～1941的‘孤島’時期……在新中國接下來的三個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頭。而且，雖然上海人口不斷增加，但從不允曾被允許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設：整個城市基本上還是40年代的樣子，樓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無可避免地敗壞了……而取代她的則是迅猛發展的殖民城市香港。”
　　顯然，上海真正的重新發展是在上世紀90年代，短短十幾年，怎能過分苛求上海，我們勿要拔苗助長，老本要吃，也要逐步慢慢培養新的勢力點。當時的計劃經濟是全國一盤棋，設經濟特區那會兒，深圳、汕頭、珠海、海南，一個個拱衛著廣州這個華南門戶，廣州在當時也就是處在想不發展都不行那步，反觀上海，進入90年代后，黨中央、國務院才根據國際形勢和我國改革開放總體部署，作出了“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新飛躍”的重大戰略決策，使上海的戰略地位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尤其浦東成為既享有經濟特區的政策又享有經濟特區的政策外加綜合改革試驗區，上海的各項建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中心城市規模擴大，郊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布局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城市建設的重點逐漸轉向塑造現代化國際城市的綜合功能。到現在，由上海掌舵的長三角城市群已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城市群落，同時也已成為繼紐約、多倫多與芝加哥、東京、巴黎與阿姆斯特丹、倫敦與曼徹斯特等城市為核心的五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長三角地區最為自豪的一點，是文化積淀深厚，人才素質高。這才讓珠三角感到恐慌，匆忙出臺了那個充滿爭議的“泛珠三角計劃”，不錯，深圳接改革開放東風走在了前面，可上海也迎頭猛趕著，勁頭和速度絕對不輸給珠三角任何一個城市的，當然，香港除外。
　　也正是幾十年的停滯發展，上海把中國第一市場的位子讓給了香港。迎頭猛趕往往讓人氣喘吁吁，先天不足的地質條件讓陸家嘴和徐家匯那些高樓感覺得有點搖搖欲墜，地鐵在城市里的橫行固然便利了人們的出行，但不可忽視的是近些年地陷程度加劇，而不均勻沉降可能把現有的地鐵管片拉裂，導致上海土地的相對海拔迅速降低，周邊濕地功能受到嚴重威脅，一切都懸著呢！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細數過先賢徐光啟一人對上海的意義，我亦表示贊同。只是今日之高樓林立的徐家匯絲毫已不能讓人聯想上海殘存的那一點點明代文化。或許，至少在過去，上海本來就是屬于20世紀的上海。上海創造了文化，也無意中毀滅了文化。白云觀也好，城隍廟也罷，其間的神像在十年動亂中還不是被砸的粉碎，而那座被強行改為“東方紅商場”的“大世界”也應和了當年全國的激進風潮。現在的上海人也開始懂得了珍惜，現代化的東方明珠下也沒忘保留一份老上海的模樣，蘇州河畔也建起了一座“夢清園”，“夢清夢清”，正是想找回自我和滌蕩凈化的上海人們強烈愿望的外部表征。
　　上海是臨著海的城市，從市標上那艘乘風破浪的船更可見這一點，但很多外地人來到上海都會發現，上海并沒有“海”。人們在都市里穿梭來往可看到的只是黃浦江與蘇州河。你可以去聽航行在它們上面船只的汽笛聲，但卻感受不到巴塞羅那、利物浦的那種忘情海風。中華民族從來都不是一個海洋民族，從大連、青島、寧波、廈門這些城市的近代發展史中讀出的是列強的侵華史。中國可以有自己絢麗的“絲綢之路”，但卻無法把鄭和的西洋之路鋪開。這些港口城市矗立著的那些西洋建筑的確很美，但卻換不起中國人的本民族精神。中國歷史上只存在著西安、洛陽、北京這種內陸的大城市，被城墻包裹在里面的人們根本望不到墻外的風景，那些“地方保護”的源頭便在此了。上海的文化底蘊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膚淺，它有自己的身后，只是沒有容納這么厚的內涵的時間、空間和眼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什么時候，上海有了“海”才會沖破人民廣場上那座博物館“天圓地方”的那種精神樊籬。相信，那時展出的，不僅只有中國古代才有的絢麗的東西。

有鳳來儀

三、包容者有如廣州
　　
　　不知是不是真的有著歷代“山高皇帝遠”的原因，廣州的媒體向來厲害且尖銳，但時常各持強而執己見，且難得達成同謀，故對廣州作出“最說不清楚”的定位也透著絲絲無奈。所以，廣州的表情在不少人眼中看來永遠是曖昧的，一般來說，“樣板城市”的選擇首先是要檢查這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有多大，不僅在高新技術上作考察，還會在城市管理和領導上考慮，更應在文化層面上對其深究。
　　廣州在文化上的確存在缺憾，缺少大師，一直是廣州的一塊心病。無論是從高校數（質）量或院士數量，撇開北京上海不論，連綜合實力遠不如廣州的南京、武漢、西安這些城市也把羊城是遠遠拉在了后面，于是，有人便急匆匆得出了結論：“廣州沒有文化，留不住大師”，但余秋雨先生在談論廣州文化時說：“如果時光倒流30年,陳寅恪還在世,就沒人敢說廣州是文化沙漠了。”看來，廣州并不是一座膚淺的金融城市，它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氣質的。
　　廣州走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前列，也很早就有了地鐵（相比于其他大區的非直轄中心城市而言，如武漢、成都、沈陽）但不是全國一流的地鐵，最好的似乎應該首推香港，因為香港地鐵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無政府財政補貼且能盈利的，其次，乘坐過那豪華上海地鐵的人也基本對其充滿好感，更隨著造價最便宜且創全國票價最低的南京地鐵之開通恐怕也給廣州地鐵的發展帶來了危機和緊迫感，所以，第一總是相對的，不是永恒的，比如，計劃中的杭州地鐵或成都地鐵修好好難保不再超過南京地鐵。而05年年底，被媒體驚暴出的廣州地鐵員工家屬免費乘坐地鐵一事”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不滿，如此的運營機制，更是無情的拷問著海默眼里所謂的“最好地鐵”。
　　而說到廣州“水貨”多，當年的溫州、晉江恐怕也是不遑多讓，從歷史上講，兵不厭詐最早便出于中國，而國人引以自豪的三十六計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怎么忠厚老實的計策。中國人最奉行的是斗智不斗力，而斗智通常都帶有某種欺騙性，中國人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所積累的政治經驗更是豐富無比，所以，孟德斯鳩曾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固執的認為：“中國人生活的不穩定使他們有一種不可想象的活動力和異乎尋常的貪欲，沒有一個經營貿易的國家敢信任他們。歐洲商人可很便利地在中國北方沿海的省份與日本貿易，但沒有一個歐洲商人敢用中國人的名義；中國人以禮作為生活準則，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中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標準的秤。”
　　在我的老家四川，下廣州（東）遠比去上海闖北京更有吸引力，廣州（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解決了大量就業矛盾的，但要是因此把廣州看作只有體力沒有智能的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失偏頗了。廣東人精打細算是出了名的。而這幾年被媒體大肆報道的混亂和不安也不是專屬于廣州的，亂就是不亂，不亂就是亂，在貌似混亂的廣州城并不防礙市民們悠閑的過日子，看來，廣州就是一篇優秀散文，《足球》也認為廣州是屬于“形散神不散”那一類型的城市。“下廣州”不只是一種說法，也絕對不是國內無業、下崗、失業甚至有業的人群中許多人對人生出路的重新定位，整個珠三角的發展是離不開那些到此作出大大小小貢獻的“外鄉人”的，他們，理應比強大的城市更值得尊敬！
　　外地人與廣州格格不入的原因應該說首先是語言上的差異，粵語，不可忽視，它已成為時下中國最流行的方言，有因為香港明星們粵語說帶來追星效應，更重要的，珠三角經濟的巨大發展，讓這一地區人對自己語言的信賴和偏好登峰造極，也許，不少高校畢業生在求職簡歷中已紛紛按用人單位的要求標注上了自己對粵語的熟練程度，更有好事者在網上發布了廣東話的“四六級考試樣卷”，雖然都不是很正規，但一切又顯得是那么的自然。其實，方言方言，本來就是給本地方上的人們用的，既然在廣州，人們說說廣州話也是很正常的。遍數全國，其實這種現象還是較為普遍的，上海人愛說上海話，成都人老說成都話，東北人就說東北話，而連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也不是說的標準普通話，他們說的可是“兒”化音特重的北京話！廣州包括大部分南方地區看來是委屈了些，南方話就和普通話差異是比較大的，所以一般外地人聽不懂也是很正常的，而北方話和普通話本來就很相近，不論是東北人、河北人、山西人，他們的話對外地人而言都很好懂，那么大家就似乎默許他們說下去了，這一點在每年春節聯歡晚會上表現的尤甚，同理，大家就不要因為廣州、上海、溫州這些地方的話聽不懂就忿忿的要去剝奪人家說自己方言的權利，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而在2005年，全國各大媒體也先后發起了一場場“保衛方言”運動，我們有理由珍惜老祖宗留下來的這一份份珍貴遺產，當然，任何事情都是“過猶不及”，如何把握這個“度”，那就是需要法律去調整且大家共同努力的了。對此，上海大學教授阮恒輝說：“如果現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滅，是不是會產生新的方言？我認為會的，只要有群體的差異，就會有語言的差異，方言是無法消滅的。”似乎，普通話和方言之間，隱隱有一種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關系，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不過，需要正視的是，廣州火車站之亂是全國有名的，而2005年9月20日《南方都市報》的一篇長篇報道，回顧了廣州火車站二十二年之亂，報道說，上世紀80年代初，由于社會的劇烈轉型，社會治安開始混亂。廣州火車站的亂，就是從1983年開始的。22年來，廣州火車站成為黑幫藏污納垢之地，先后出現了黃牛黨倒票幫、拐賣婦女賣淫團伙、黑公話宰客、住店黨、黑衣黨、雙搶黨、扎針黨、背包黨，等等等等。22年來，各級政府每年組織多方力量，開展“嚴打”行動，大量犯罪團伙被摧毀。然而“嚴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續很久。整頓過后，故態復萌……
　　我們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身為中國華南最繁華城市的廣州（當然也是廣州軍區、廣鐵集團所駐地的廣州），關系著每天進出廣州火車站萬千人的人身、財務安全的老大難問題竟一托再托，直達22年也無法解決？我們可以拿長三角地區來作個對比，同樣每天是大量客流、物流聚集的上海（包括南京、杭州）為什么就能相對處理好火車站地區的安全問題？這些經驗更值得廣州的相關職能部門借鑒。2005年5月20號人民網、新華網等多家網站刊發了一條驚人消息：成鐵公安局成都公安處成都車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與站內小偷勾結謀取不義之財，正在被鐵路公安機關依法查處。現實情況是成都火車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約150人，此次被查處的警察占了該派出所全部警察總數的三分之一。而網上甚至開始流傳著“安全經過廣州火車站攻略”的諸多版本，如此猖獗的交易怎能讓人安心乘車？可以說，火車站是城市的窗口，要想把城市做大做強，廣州（包括其他大中城市）今后的路還是很漫長的，廣州在繼新白云機場落成后，也在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火車站，廣州市規劃局于2004年9月公布了位于于廣州市番禺區鐘村鎮石壁村的新火車站的規劃方案，將爭取在2008年春運投入使用，最終形成三個新老火車站（廣州站、廣州東站、新廣州火車站）同時運客，分別滿足旅客不同層次的需求。新站主要停靠客運專線車，一般為高速直達車，不停站或者少停站。政府規劃一個新項目往往都有良好的初衷，不過，究竟實際效果如何，現在還不得而知，而我們絕對是希望并支持這一計劃能早日達到預期目的，方便人民群眾的出行，也順便一洗廣州火車站數年混亂之恥！
　　古人曾說“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蘇州，食在廣州”，柳州的棺材是美名遠揚的，天堂蘇杭的安逸也更不用說，而廣州能獨自把“食”壟斷下來也很不簡單，首先是面向大眾消費群體的小吃，“物美價廉”是其突出特點。因此，小吃擁有長久性最廣大的愛好者，許多小吃則體現了永久旺盛的生命力。同時廣州人好吃大餐，也會吃大餐，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吃來吃去幾千年也吃膩了，于是才有了窮盡心思奢食珍惜動物和“怪物”，把人對“食”的渴求和貪欲演繹到了極致，而食、色往往同提。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凡樣商品，只要有了需求就會源源不斷的生產。而這種社會上目前日易壯大的“黃色娘子軍”們，不論是在北國還是在海疆都已形成了規模浩大的黃色產業，甚至有人戲謔作“全國山河一片黃”。記得當年東南亞地區發展經濟曾運用過“犧牲一（三）代少女發展經濟”這種荒謬的理論，但至少，她們還受到了一些理解和寬容。而在歷來的中國社會，嫖客卻往往比妓女更下流，可妓女往往比嫖客更讓人輕賤，她們是得不到這個社會的承認和法律的保護的，她們沒有陽光下的尊嚴。我們希望，在打擊黃色產業的根本目的是整頓社會風氣，同時幫助和保護那些弱勢群體。在外來人口本身較多較混雜的廣州的確應該大大重視這個問題，昔大禹治水以疏導為正法多年終成，今治此“黃禍”，恐怕也應歸本溯源，斬草除根才是正途，廣州是冤屈的，“雜亂和破落”并不是城市的本意，城市始終是在人的意志下發展變化的，要是誰憑此光是咒罵古老的城而忽略當政的人，顯得不那么公允，人，本應該是有罪的。
　　 也許，眼光放到全中國來看，哪個稍微有點錢的地方不是大拆大建，紛紛嚷著要修國際機場，修地鐵、修高鐵，修大港，甚至剛修好一幢高樓就立馬炸掉，剛建成的一個火車站也能迅速拆除，這個，用經濟學上的觀點來看，就是他們“修好一幢樓，再炸掉這幢樓，然后在原址重新建起一幢新樓，創造了3倍的GDP”。當代的中國，對GDP的認識已從一種崇拜變成了一種厭棄，這也是由于在貌似強大的GDP下，人民的生活條件卻長期未能得到改善的原因所致。規劃不合理，好大喜功，謀求政績，把城市改造當成自己飯廳裝修……這些種種正成為了目前我國城市畸形擴大化的罪魁禍首。看看經歷過“工業化城市陣痛”的西歐就知道，毀壞是多么容易，而重新找回卻是那樣的難，而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就告誡過我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而城市定位無法一步到位，這也是全國城市的通病，除了北京能高瞻遠矚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外，誰能一口把話說絕？當然，我們期待理性的回歸，大城市的畸形發展造成不適已給中小城市的發展敲響了警鐘，而中國目前并不是要繼續擴大大城市規模，發展新型鄉鎮才當務之急，如何把握好開發這個度，并不是廣州一城的難題，而是全國城市急待解決的難題。
　　廣州，其實正是中國城市急功近利的一個縮影，也是現代中國人（非傳統中國人）的一個縮影，從香港電影中我們可以了解，華南一帶的人對數字所代表的意義非常敏感，這正是窮苦而無助慣了的普遍的國人往往都擺脫不了迷茫和迷信，只是廣州其表現上更為強烈一些罷了！另外好吃，貪利，好色，貪樂，佛說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人的一生就是在圍繞這七個方面痛苦，在廣州，把它們對立面的魔鬼一個個放了出來，在貌似曖昧和華麗的燈下瘋狂的群舞，直到衰竭，直到消亡。廣州其實是一個英雄的城市，革命的城市，這里爆發過號稱中國“巴黎公社”的廣州起義，長眠著碧血黃花、浩氣長存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矗立著平等博愛、天下為公的中山先生紀念堂……所以廣州也選擇了紅棉花作為自己的市花，要知道，這紅棉花可是英雄之花啊！的確，廣州是本不應該讓人感知如此浮躁的！
　　其實，“變”或“不變”并不是廣州的要害問題，關鍵是理念的認同和思想的一致。歷史上，嶺南人一代代在南方生生不息，巨大的災變和空前的繁華，在時光中同樣只占有一瞬間，而他們生活的核心一直不變，廣州的發展并不是要求放棄自身幾千年的習俗和文化，只是希望把目光能放遠些，眼界能放闊點，否則，那已變成“商業的文化”就只會像潑出去的水，永遠不能再收回來了！

有鳳來儀

四、若愚者有如武漢
　　
　　武漢人乃至湖北人應該是很懷念武漢在過去的一大堆榮耀的，比起民國時代的院轄市（意為現在的直轄市）地位和當年足可指揮六省二市時的的中南局時代，武漢如今的號召力是大不如前了，只留下過去殘存的一些“中南”字號（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南民族大學”等）來聊以自慰。而從鼎鼎大名的“漢陽造”到響當當的“武鋼、武重、武船、武鍋”等“武字號家族”和“金雞”、“鶯歌”、“荷花“等著名品牌，武漢得到過很多，如今，也失去了很多，至今已是“不作大哥好多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大型的國有企業轉制，武漢在不覺中早被推向前臺，慶幸的是，武漢不是東北一些單一資源開發型城市，也不是沿海一些單純靠外資撐起來的城市，大武漢有著自己的文化和內涵，作為中西部科教水平數一數二的城市，武漢的確已經在新世紀的人才競爭中占了先手，但困擾多年的問題是在于如何把武漢的大學、科研機構研究出來的東西內化，現在的武漢留不住人，高校畢業生們紛紛擁向沿海，造成武漢把目光投向湖南、重慶，這一點從活躍在武漢的大批湖南人、重慶人即可覺察。但湖南人還在減少，人家都南下廣州深圳去了，武漢的老本總是會啃光的，哪能聽之任之，是應該拿出行動來了，哭喊和羞愧沒有任何作用。
　　近年來，武漢在各種版本的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上節節敗退，排行名次雖然沒有墮落到最后，但與“大武漢”的身份令人吃驚地不符。2002年，《經濟日報》上公布的中國內地24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上，武漢排名第14位。其實武漢不光面對直轄市的壓力，南京。成都這些省會城市的壓力，還承受著大連、青島、寧波、廈門在這些計劃單列市兼副省級城市的挑戰，它們在級別上是絕對不亞于武漢，而經濟上基本是能超過武漢的，然而，沿海這幾個城市之所以在常人眼里顯得沒有武漢重要，那時因為武漢在中部那么大一個區域里多年來未逢敵手，而在競爭激烈的沿海，大連、青島、寧波、廈門往往不被人們所重視，其實，他們的勢力比其各自的省會沈陽、濟南、杭州、福州來也是一點不差的。
　　副省級市和計劃單列市應該都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產物，而遠在民國時期，由民族工商業發展起來的江南小城無錫也曾位列過全國城市經濟實力第三。中國社科院在《2005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3》中，在200個進行計量的城市(暫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中的調查顯示，綜合競爭力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深圳、廣州、北京、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廈門、天津。可身為中部地區性經濟中心的武漢，這次應陰陽錯的滑落到了第24位。狹路相逢勇者勝，強中還有強中手，藍皮書還認為：武漢本身是全國第4位的人口大市，原有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有相當大的難度。人才競爭力很強，排名第九位。人力資源規模較大，質量也較高。熟練工人和各類高級專業人才供給充足，高等教育發達，中等以上教育在校生比重較高，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在50強中居第八位，是保持長期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優勢因素。所以，緊迫感是要有的，但武漢似乎根本不必妄自菲薄，你的科教實力遠遠超過了那些明星城市，在貫徹“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只要能把巨大的科教優勢更合理布局和運用，你有理由走的更遠。
　　武漢首先應該感謝孫中山先生，當年是孫中山首次正式提出了“武漢”的名稱，其《建國方略》中寫道：“武漢者，指武昌，漢陽，漢口三市而言……于漢水口以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而此時，三鎮在建置上并未統一，孫中山卻已將其視為了一體，從后來的發展看，偉人的這一設想是基本正確的，武漢也在積極出臺大大小小的三鎮聯動方案，比如規劃在未來15年內，新建8條過江通道，讓長江、漢江兩江的過江通道增至21條，來緩解江城過江交通的壓力。但由于城市面積過大，武漢一直搞不清自己的城市精神，眼下武漢（尤其武漢大學）的櫻花是聲名遠播，武漢也樂意去推銷它們，甚至游人逢上櫻花節來武大參觀，可是要收門票入校的，但武漢人似乎忘了，自己的市花其實是象征高潔的梅花，而非著日本國花，唐代李白就曾作詩道：“黃鶴樓中聞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足以說明梅花才是武漢自古以來的名品和驕傲，真希望武漢以后少去宣傳那些妖冶鬼魅的櫻花。可以說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將櫻花種到哪里，并常以此為禮物贈給友邦或友人的,這本來并沒有什么不好，但一部《武大櫻花史略》卻給我們講述了一段辛酸的國恥:“懾于由諸如南京大屠殺等‘過去之教訓’所激起的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日軍在侵占武漢之后，沒有進行過類似的大規模屠殺行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軍果然將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辟為其中原司令部。日軍運來櫻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調……繼引當時武漢大學教職工湯商皓等至文學院前，遙指將栽植櫻樹之處所。湯商皓對此心有不滿，但又不能公開反對，于是針鋒相對地提出：‘可同時栽植梅花，因中國人甚愛梅也（櫻為日本國花，梅乃當時我國國花）。’但遭日軍否決。”因此，這珞珈山上的第一批櫻花，可以說是日本侵華的罪證，中華國恥的象征；同時也是今日武大櫻花的緣起。
　　推之地理上也一樣，武漢是九省通衢，未來的中部交通樞紐，甚至《21世紀經濟報道》直接把武漢所處之地看成是中國版圖的“天元”之位，所以，武漢本可以進行多重定位的，偉人毛澤東也曾作詩贊到：“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但客觀綜合的分析，武漢人應該是屬于南方人的。按我國地理學上通說觀點，秦淮線（秦嶺淮河一線）是我國亞熱帶和暖溫帶分界線（1月平均氣溫0℃線），濕潤和半濕潤地區分界線，耕地以水田為主和旱地為主分界線……要是按海默的理解，把長江作為南北分界線，那么四川是在江北，四川人豈不是大部分成了北方，相信，這是絕大部分四川人是不能同意的。
　　武漢很早就被譽為“東方芝加哥”，在于它位于中國地理版圖的“天元”主位，近代的武漢是得“風氣之先”的，當年是京漢鐵路（原蘆漢鐵路）的全線貫通，打破了過去僅依賴于水道與驛道的傳統交通網，武漢從此邁入了初期軌道時代。自此從武漢可以東至上海，西抵重慶，北進直隸，爭渡爭渡！一時引起客輪火車無數！而粵漢鐵路首期（武昌—長沙）通車后，把武漢釘在了長江與京漢粵漢鐵路的十字交叉點上，“大武漢”的格局開始形成并迅速發展，不過后來武漢卻被納入鄭州鐵路局一并管轄，往日武漢的興盛就像過去繁盛的漢口大智門火車站（竟一度“淪為”迪廳、KTV）一樣慢慢消逝。等等等等……
　　多年在鄭州鐵路局下面混日子讓武漢轄下的干支線運轉起來沒那么得心應手，鐵道部也看到的這個問題的日益嚴重，于2005年3月18日，將由原鄭州鐵路局武漢鐵路分局、襄樊鐵路分局合并而成了一個新武漢鐵路局，管轄京九鐵路蔡山至淮濱段，京廣鐵路孟廟至蒲圻段，焦柳鐵路郜營至西齋段，武九鐵路武昌至西河村段，襄渝鐵路老河口東至胡家營段寧西鐵路葉集至小林段，漢丹、孟寶、麻武、長荊、衛安、小厲鐵路全線，以及鐵黃、鐵靈、銅大、鴉宜等支線。線路直接連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陜西等6省和重慶市，總延長6265.4公里，營業里程2709.2公里，沿線車站267個。看得出來國家是要極力扶持武漢這個“九省通衢”的大樞紐的，而計劃中的滬（上海）漢（武漢）蓉（成都）雙線大能力快速通道更是會把武漢的樞紐地位至少提升甚至超過到過去鄭州的水平，是武漢大發展的一次巨大契機，而其自身也緊鑼密鼓的操作著與此配套的青山區楊春湖東側的武漢新火車站項目，最終將形成3個大型客運火車站鼎立的格局，這應該是現今中國城市里獨一無二的，奇怪的是，易中天教授在《讀城記》說“武漢是由三個鎮（武昌、漢口、漢陽）組成的城市，直快列車可以在市內停站三次，這在世界是也是獨一無二的……”其實，根據鐵道部的規定，直快列車是指以“Z”打頭其中一站不停的列車，翻閱資料，目前武漢轄內的四趟Z11/12（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37/38（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77/78（北京西—漢口，漢口—北京西）、Z3/4（北京西—漢口，漢口—北京西）都沒有出現在武昌、漢口、漢陽連停三次的情況（以上關于直快列車的數據截止到2005年12月），甚是費解。而在一般旅客列車里，像一輛列車連停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的情況到是有（如丹東—北京的K28）。其實，上世紀60、70年代曾紅火一時的漢陽由于京廣鐵路的提速，導致客源稀少，現在似乎多年已不通客運了，不過等到位于楊春湖東側的武漢新火車站建成，武漢就會重新擁有三個大型客運火車站了。
　　而重振中部樞紐的地位的另一只手應該放在武漢港的復興上，清末民初的《國風報》曾記載：19世紀下半葉，上海是中國貿易的總匯；而漢口是內地貿易之中樞，長江流域其它各港，都不過是它的附庸而已。據專家分析，整個長江水道的航運能力并未得到真正合理有效的開發，最保守的估計,長江干流航運若完全開發,至少相當于10條京廣線的運輸能力，也許最直觀的是下游一座座長江大橋所設的限制，但其中涉及的問題太多太多，上海海事大學城市現代物流規劃研究所所長徐劍華教授認為：“長江航道本身存在著許多問題，制約著長江作用的充分發揮。整治長江黃金水道的關鍵在于航運設施的標準化建設，尤其是集裝箱船舶的標準化建設。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統一勢在必行。”國家把管轄長江水道的海事法院設在武漢就說明了對武漢在重振長江航運上所寄予的厚望之重，同時這也是考驗武漢在處理長江水道上所發生的糾紛的協調能力。
　　武漢雖地處南北上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但武漢歷來并非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翻看中國古代歷史，在現在湖北一省，能稱得上是兵家必爭之地的，要是襄陽（今襄樊市）自稱老二的話，就沒人敢稱第一。襄陽位于漢水南岸，隔江與樊城相望，西南方有山地屏障。自春秋時楚國即在此筑城，經歷代增修，成為城墻高大堅固、護城河寬闊、易守難攻的堡壘，而歷史上就有“鐵打襄陽，固若金湯”的說法。《三國志》上曹、劉、孫三家你爭我奪的那段歷史相信諸公實不能忘，諸葛亮早在《隆中對》中便言：“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而當時的荊州牧劉表正是把治所設在了襄陽，后來關羽和曹仁慘烈的你爭我奪更進一步論證了襄陽在當時軍事戰略地位的重要。然而蒙古沒能把孱弱的南宋一口氣吞掉的重要原因就是南宋堅守襄陽的決心、勇氣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不過后來忽必烈派兵攻打襄陽，前后用時六年，最后才用回回炮將對岸的樊城攻破，絕了襄陽外援，這才逼降了襄陽守將呂文煥。襄陽城破后，元軍便順流而下殲滅了已在垂死掙扎中的南宋。反觀武漢（非指東漢末的江夏），在南北朝才成為一個大鎮，而直到了元、明、清時期，武漢才逐漸成為軍事重鎮、行政首府、經濟和交通中心。
　　“武漢話不難懂（畢竟它還屬于北方方言區）……武漢男人說話，很霸氣，拿腔拿調，我自認為很有男人味。（第61頁）”《中國城市批判》的作者湖北人如是說。我們可以想象身為湖北人的他是打小對省府的語言不討厭的，自然不會有像在他那本書的前面批判上海、廣州方言的那股勁頭。其實，誰也不比誰高深，就像一位學者說的那樣：“你不能因為自己是漢人就說漢語比東北的鄂倫春族的語言高明和先進。”武漢這個地方歷來應該是受著楚文化惠澤的，“唯楚有才，于斯為盛”的說法是在兩湖大地上共同默認的。楚文化歷來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博大精深，楚人尚赤，而在諸多樂器中楚人最愛鐘，的確，從哲學到文學，從字畫到樂舞，無不是獨領風騷，彪炳千秋的。武漢即為當代楚文化之中心，自然要肩負起振興楚文化的時代使命，有意思的是，在武漢城里的風景名勝里，不乏“楚”的烙印，“楚人狂歡島”這個名字讓人很喜歡，“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那種氣度是今人學不來的，不過即能懷念，也大抵是不錯的。
　　武漢也是一個絕對平民化的城市，你甚至可以驚異地發現，這里有的出租車起步價竟然和三輪車一樣,只有三元，而一碗熱干面只要1塊錢,足見武漢的生活成本的確不高，另一層面也說明武漢在經濟消費上還有很多課需要補補，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武漢已經運營的輕規虧損之嚴重可一毫不費力的證明。武漢不夠細膩，從記載抗戰時“保衛大武漢”的漢口大智門火車站的破敗可見一斑，而1995年老武漢展覽館的拆毀則成了不少武漢市民心中的痛，甚至在炸掉當天眾多武漢老市民都流下了淚水。原武漢展覽館的前身其實是中蘇友好宮，是當時全國四大綜合性展覽館之一，而建在北京、上海、廣州的另3座同樣蘇式風格的展館，至今卻保存良好，在成為一道城市風景線的同時也記錄著那些過往的風風雨雨，武漢的那座卻丟了，而今卻只能記憶中去搜尋了，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同樣，武漢特色的民居建筑“里份”也不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庫門宣傳和保護的那樣到位，看著這些當年被譽為“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標本的老房子們一個個的消逝，心酸是很自然的。
　　總體來講，武漢文化氛圍還是不錯的，但似乎目前的狀況是全國市場普遍敵迷，除了北京，誰也不比誰好哪去。孫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國方略》中預言，未來“武漢將更為重要，確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尤其在商業方面，立足要把三鎮建成中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最終使武漢成為可與紐約、倫敦相媲美的世界大都市。”而近年來包括武漢、鄂州、黃石、大冶、黃岡、咸寧、赤壁、洪湖、仙桃、漢川、潛江、天門、孝感、應城、安陸、麻城共16個城市組合的武漢都市圈的呼之欲出，讓武漢看到了機遇，也明顯感受到了作為龍頭的壓力。武漢并非一無是處，也非病入膏肓，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的確是大大拖了后腿，但這似乎也是國內傳統老工業城市的瓶頸和通病。武漢又是幸運的，它不會遭遇到東北那種資源型工業城市面臨燈枯油盡的窘態，也不會遭遇當年福建一省因為身處戰略前線而受到的政策性打壓。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積極實施，武漢，面臨著一個最好的時代，同時也有著在投資環境上幾乎短時間內無法與沿海發達地相比的現實。《雙城記》開篇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武漢走到了時代的十字路口，郎咸平認為，時間上的落后并不是問題；相反，正因為發展較晚，政府反而可以借鑒先發展城市的教訓，在自己的發展道路上走得更為順暢。所以，最后還是套用一句海默式的類似祝福：“武漢，請你拿出古楚人的智慧和辛亥首義時的勇氣，爭當中部崛起的領頭羊，在前行的路上走得更加精彩！”
　　

有鳳來儀

五、曖昧者有如成都
　　
　　在很多人眼里恐怕是存在著“四川＝成都”這樣一個等式的，他們輕佻的認為，四川有成都都有，成都有的四川（其他地方）未必會有，看來，我們有必要對這種觀念進行糾正。首先，“天府之國”的稱謂一般是指四川而不是僅指成都，當然成都是四川省會，那就算是“天府之國”的代表吧，于情于理似乎都能講通，但不可忽視的是在當代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是想當然的把“成都“和”四川“之間劃了等號，不少旅游書籍在羅列成都旅游景點時把“九寨溝”和“峨眉山”這兩個地方也算了進去，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阿壩人民和樂山人民是堅決不能同意的，另外，成都人也不一定會認同。這樣就像是錯將蘇州拙政園當成了南京的風物，誤把寧波天一閣算作了杭州的景點，屬于張冠李戴。其實，我們嘴上講的“天府之國”并沒有多高級。據考證，“天府”一詞最早是見于《周禮》，本是一種官名，其職責是“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藏器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而藏之”。可見，“天府”是專門保管國家珍寶、庫藏的一種官吏，后人用以來比喻自然條件優越，形勢險固，物產富饒的地方。
　　另外，“天府之國”的稱呼也決不是只屬于成都的，《戰國策•秦策》中蘇秦對秦王曾說：“大王之國，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變，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而《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述張良在論證定都關中時也曾說過：“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顯然，“天府之國”一開始是指關中平原的，而歷史上最早稱四川為“天府”出自諸葛亮的《隆中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注意“高祖因之”這四個字，劉邦當年被封漢王時國都在今陜西漢中一帶，諸葛亮之所以說益州是“天府之土”是因為東漢末年漢中這塊地方還是屬于益州的（一般認為，是由于君主擔心四川獨立,才不惜割秦嶺來把漢中劃歸陜西，使其成為朝廷監視四川的要地。至今，漢中一帶還保留著四川風俗，語言也和四川話接近），諸葛亮當然讀過《留侯世家》，故就把“天府之土”拿出來指益州了，實不為過。
　　筆者不是成都人，但卻是四川人，或許在關于成都的話題上能有些發言權。本來四川人對成都的認同感就一向是異常強烈的，其實這種認同感，在很長一個階段里，即使用“仰望”來形容也絕不過分。從當年著名的電影《抓壯丁》里我們就可以發現里面大大小小的四川地主農民們都屢屢用“成都省”的說法來代指省城，在他們眼力成都代表了一切富貴和繁華，而不少四川人從小在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是：成都是最好的地方，那里是生活最為舒適的地方，有無數的好東西吃，有最好的生活環境。而直到現在，絕大部分四川人還是喜歡到成都工作賺錢，買房休閑。的確，在四川（不是民間廣義上包括重慶的大四川），成都是“獨孤求敗”，根本感受不到東部沿海地區的南京、杭州在和蘇州、寧波競爭的中的壓力以及濟南、福州在青島、廈門咄咄逼人下的自危，“錦官不出，誰與爭鋒”，成都在省內老大的位子是無人能撼動，在加上穩定的環境，舒適的氣候，低廉的物價（和沿海大城市相比），美味的川菜……慢慢的就磨出了惰性，舌頭在酒精或麻辣后發顫，聲音在“血戰”和“金花”里起伏，甚至，在不少人眼里，成都已淪為了“玩物喪志”之地。所以《南風窗》才撰文總結：“四川人或者說成都人（我認為大部分四川人生活還是比較緊張的）維持令人羨慕的悠閑生活可能主要靠的是這樣三件事情——首先是搞旅游，其次是推廣川菜，第三是靠銀行貸款。尤其是銀行貸款中很大的一塊是不良資產，但不良資產“壞在了”四川，意味著“財富”就留在了四川，因此對四川而言就是好事了。中國各地銀行業不良資產在數量上，四川可以排進前十名。”
　　成都人在很多人眼里是“懶散”和“貪利”的，有人戲稱：“成都人恨不得吧街上的公共廁所都改成門面，然后租給外地人，自己坐收房租。”說法雖有些夸張，但也有那么一點點讓人認同。不說別的，翻開成都地圖（一般是設計成得是北京、上海地圖那種超大圖），但成都實際面積不夠大啊，于是把“大餅”（成都市區正似一張攤開的大餅）再做大點，順理成章的圈上了還留有不少菜地的“三環”。而當外地游客興沖沖準備坐車一游錦官城風光時，卻發現成都的地圖上標注的公交線路只有起點站和終點站，中間站點全被略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花花綠綠的各種廣告，不是某某賓館，就是某某樓盤，至于風蝕跌打，婦科廣告也是習以為常。問一個成都人怎么坐車，他還會慢吞吞地說：“地圖拿在手里，你不會看啊，你個瓜娃兒！”我一個成都的朋友也認為地圖上印全公交線太麻煩，并且沒人去看。其實不然，要不為什么北京上海廣州們能耐煩的犧牲掉廣告，把近千多種路線一一標明，這是對外地游客負責任的表現，而據我了解，成都的公交線不過“區區100多條”，并不超過蘇州無錫這些規模相對較小的城市，為什么成都地圖上不肯標清楚，讓大家方便呢？正因為如此，才有人戲言：“標全了就沒得人坐五元一位的富康（成都出租車的主要車型）了。”看來，這種過度簡化地圖當“門面出租”的做法，也許和海默所指的那種行為也是差不多惡劣了。
　　成都人也一向自詡成都是中國茶館最多的城市，這句話只能說基本對，因為沒有人去統計茶館到底是成都多還是北京廣州多，或者還是杭州廈門多。印象中成都的茶館是多，從人民公園到文殊院，沿府南河至琴臺路，大大小小茶館開的煞是熱鬧，檔次卻是良莠不齊。令人可惜的是四川作為飲茶大省，中國“十大名茶”里卻難覓蜀茶身影，而成都推及整個四川的多數露天茶館一般泡得就是沱茶、毛尖、茉莉花茶這些一般品種，有錢人畢竟不多，所以絕大部分四川人都沒喝到好茶，無不讓人遺憾。可以想象，身處另一個休閑之都的杭州人在西湖邊上抿著虎跑泉水泡出的龍井時似乎品味也不必成都差吧？相反，是更雅！至少在文化上不能懷疑人家是不是在喝純茶。天下茶館并非成都一家，話不能說得太過絕對。
　　有句話道：“一個中國人，悶得發慌。兩個中國人，就好商量。三個中國人，做不成事。四個中國人，麻將一場。”有人認為，茶館在某種程度上是和麻將相輔相成的，泡茶館打麻將早成了不少四川人的一大嗜好，麻將早已成為四川民間普及率最高切最受歡迎的一種娛樂方式，可“麻風盛行”確實是成都乃至整個四川的一大弊病，并且不同的地方規定的五花八門，名字也是起得邪門透頂，什么“血戰到底”、“血流成河”、“尸骨成堆”……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我敢保證茶館并不是造成“麻風泛濫”的主要原因，全國擁有大量茶館的城市也不少，怎么“麻風”就沒在那些地方蔓延呢，看看四川這邊，特別是每年過春節的時候，從爺爺到孫子，經常是全家齊刷刷上陣搓麻，難怪有人戲言，四川的“普九教育”不成功，“普麻教育”卻較為成功。有道是“大賭傷性，小賭怡情”，卻不是要大肆去鼓勵這“怡情小賭”，成都人愛打麻將是四川人愛打麻將的一個縮影，但四川人愛打麻將又何嘗不是國人醉心投機的一個縮影。調侃的說法是成都人打麻將泡茶館拉動了成都的消費，但要是成都人不打或者少打麻將，把打麻將的時間和精力拿來多做點正事，那時成都的經濟就絕不是現在這個排名和地位了。“麻之害”已經造成了日常生活的紊亂，對其下大力氣整治自然是刻不容緩，或許，像流沙河老先生說得那樣，應該再次為成都人（包括四川人）叫魂了。
　　的確，國內最厭惡成都的城市似乎只能是重慶，自遠古巴蜀兩國并立之時起，二者就一直是一對天生的冤家。而重慶自1997年直轄后的飛速發展國人是歷歷在目的，重慶人之所以“厭惡成都”，原因卻很簡單，應該說是重慶人在很大程度上認為自己在直轄前被成都利用省會的地位抽榨了大量油水，他們認為重慶每年往四川交了很多的錢而四川在再分配過程中卻大大的虧待重慶。網上就流傳這樣的一個“著名傳說”：當時重慶啤酒廠的啤酒做得非常不錯，中央有意把重慶啤酒樹造成和青島啤酒并駕齊驅的名牌，于是撥了很大一筆資金用于重慶啤酒廠的改造擴容，但是這筆錢重慶最終一分也沒拿到，而是被四川省挪用到成都，在成都建了一個比重慶啤酒廠還大的啤酒廠（有人說這就是后來的藍劍集團，不知道是否屬實），這件事據說成了重慶與四川公開決裂的導火索，從那時起重慶就一直向中央提出脫離四川省的要求。
　　或許從歷史上來講，巴蜀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重慶在上個世紀也曾有過陪都的輝煌，長期以來，重慶人的態度是：成都是敵人，四川（除成都以外）是兄弟。團結起四川受成都“壓迫”的兄弟們起來造反，推翻成都這個“吸血省會”，甚至民間有了“四川無成都，發展超江蘇”這種虛妄的胡謅。而正當四川不少城市（尤其川東）連正規鐵路、高速公路的修建計劃都沒影兒的時候，一條連接“綿陽-成都-峨眉”的城際鐵路客運專線卻將開建，這條鐵路專線2010年建成后，從成都到綿陽僅需半小時，到峨眉山只要1個小時左右。這個爆炸性新聞更讓川內其他城市居民感覺四川一切都只在圍著成都轉，成都作為軍區、鐵路局、航空管理局、石油管理局等等西南大區中心和四川省會本身的政策性優勢，加上西部二級城市良性發展的極度不健全，的確造成了四川省內成都獨大。并且省內其他城市的高校也紛紛想往成都“搬”，西南交通大學原在峨嵋，西南石油學院原在南充，都遷到了成都來擴大雙方影響力，至于成都合并掉別的城市的企業就數不勝數了（如德陽什仿卷煙廠、德陽藍劍啤酒），結果卻只能是“貧者愈貧，富者恒富”。
　　2005年，成都的GDP達到了2371億，在全國27個省會城市的排名中僅次于位于沿海發達地區的廣州（5115.7億）、杭州（2918.6億）和南京（2413億），但同時，位居2005年四川城市里GDP第二名的綿陽（482.5億）卻少了成都1888.5億，而四川的其他城市則大多在300億以下掙扎，這是一個極度不健康的城市群，沒有強大的二級城市作為腹地，構建和完善成渝經濟圈永遠是空談，在過去的一段時期，政府把重心過分放在了大城市成都的身上而忽視了中小城市是一個戰略失誤。不要說和東部比，就是和中部比也差得老遠，我們發現，就是人家河南（以下為2005年數據），GDP能超過綿陽的竟然就有鄭州（1647.3億）、洛陽（1111.5億）、南陽（1050億）、許昌（603億）、周口（592.2億）、焦作（578.8億）、平頂山（558.3億）、商丘（557.2億）、安陽（556.4億）、新鄉（543億）、駐馬店（496.3億）和信陽（503.4億）這十二個城市，整個四川也就有成都這樣一個諸葛孔明，一個人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獨自振興諾大一個蜀地啊？對外省人一提成都別人或許會樹起大拇指，但談到內江、遂寧、巴中這些城市時別人可是毫不了解，而要是宜賓沒有五糧液，瀘州少了老窖，樂山缺了大佛，相信也不會比它們好的了多少。幸好，決策者們也開始在重新認識這一問題，雖說有熱認為“成德綿經濟圈”的出臺是不是為了對抗重慶，瀘州港的擴建也是為了對抗重慶港，不管怎樣，四川地方上的城市能借這個東風也是趁勢發展的一大機遇，也很難得了，成都應該擺正自己的心態，幫助省內兄弟共進是它的義務，所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成都雖說也坐過不少割據勢力的都城，想創業的劉備、孟之祥們也是一時豪杰，但每每敵軍兵臨城下時，劉璋、劉禪、孟昶這些末代城主們卻是“一片降出石頭”，紛紛開門請降了。你看，成都就是在破國之時尚能屢屢免去戰亂，其他時代自是一片“歌舞升平”，連上個世紀那場席卷了大半個中國的“日禍”也沒有給成都造成像武漢、長沙甚至重慶那樣的破壞性打擊，成都是太安逸了，在不覺中舒適的日子過久了，自然不能保持壓力居安思危，自負了起來。把新周刊所封“第四城”的名號收入囊中后，成都不時向重慶、昆明炫耀著成都鐵路局的地位，炫耀成都軍區的威風，炫耀西南航空管理局的顯赫：“看吧，你們沒有的我都有，我管著你們呢！”仔細分析，成都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了過去幾十年政策的優勢，假設曾是中央西南局駐地的重慶一直保持著直轄市的地位，那么，國家就會把現在成都所擁有的西南大區的各種中心機構放在重慶，若歷史真是這樣發展，成都的命運會被大大改寫。
　　可以挑出其中的為成都所自豪成都鐵路局來和別的上海鐵路局、鄭州鐵路局、廣鐵集團等級別相同的鐵路局對比一下，成鐵局的實力似乎是最弱的，雖說四川盆地邊緣崇山峻嶺讓好車難以為續，但川西平原和川南丘陵上的火車質量也是照樣讓人不敢恭維，據了解，整個成鐵局旗下帶“T”字頭的車（圖定特快列車）只有三列，還只是硬開進京的T8，連接武昌的T245/248和南下東莞的T126（數據截止到2006年1月11日，不包括進藏列車，數據來自精確度較高的極品列車時刻表，以下沿用均同），而成都到上海、重慶這兩個重要城市之間“T”車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至今還得讓人在“非T列車”上顛簸30多個小時才能到上海，在“非T列車”上顛簸30多個小時才能到上海，而更搞笑的是叫嚷著醞釀著的成渝經濟圈下，多年來，成都始發到重慶的列車竟僅有一輛，還是要運行上10個小時的N857（此車被戲稱為“成渝兩地及沿線的職工跨省通勤車”），即使加上過路車，能從成都到達重慶的列車也僅有三列，寒酸之極了！當然，成都的鐵路車速提不上來,再開行特快也就只是少停了幾個站(成都局內的車站),實在沒有必要。總之，成都鐵路局下的成渝交流密度是運遜于京津、滬寧、滬杭、廣深甚至連沈大、濟青都是不如。很多人都知道這樣類似的話：“滬寧高速一堵車，世界筆記本電腦價格就會受到嚴重波動”，那是因為這條線串起來的城市擁有著世界上1/3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廠商。而成渝呢？哪有這樣的重要性。落后就要挨打，近年來，兩地之間的關系也開始緩和，今年終于迎來了期盼多年的渝遂線通車，讓成渝之間的火車旅程大大縮短，各方也獲得了不少好處，是一種多贏。
　　其實，不少人都一致認為，成都的交通現狀是:空中還行,陸上交通不行,水上交通為零。成都雖地處寶成、成渝、成昆、達成鐵路干線的交匯點，但丁字路口的格局注定成都繼續坐在西南地區的鐵路樞紐這個位置上不會太久，特別是滬漢蓉快速通道建成后，這個位置很可能被十字路口的重慶取而代之。至于省內老二綿陽由于離成都近，很是可憐，連一趟始發車都沒有（而往往長途車在成都就滿員了，在綿陽上車出川要找到位子非常困難），很多川南人出遠門都必須得南轅北轍地到成都轉車。曾經的老三“川C城市”自貢更是可憐，自己沒有始發車也就算了，但過路車里面連一輛帶“K”（圖定空調列車）的都沒有，西部是窮，但西部人民不都是得接受這樣不規律的窮活法，嗚呼哀哉！其他方面推而廣之，成都的“吸血省會”之名在近年來越來越得到省內兄弟城市的接受。相反，在對外方面，成都人卻愛動輒和重慶人去比較外國領事館數量多少，不過諷刺的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今卻發文告從2006年10月29日起，取消來回吉隆坡與成都的航班服務，無疑是對盆地人們的一次不大不小打擊。
　　成都物價便宜，每每讓白領小資們大呼過癮。但倒聲也轟然不絕于耳，據四川大學李蔚教授統計，過去5年，因為選址不當或經營不善等原因，成都倒閉的大型百貨商場（包括泰華商場、華勵百貨在內）竟多竟達41家（見《華西都市報》），而成都人津津樂道的仍然只是春熙路，要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是南京路，但上海人卻很少光顧那里的商店，他們會多選擇淮海路或者四川北路，說明的是上海商圈的多，并不局限于一處，這方面成都可得多加努力啊。游人們似乎盡興，青羊宮，五塊錢；大慈寺，三塊錢；望江樓，兩塊錢；文殊院，一塊錢……這是在別的地方不能比的，讓人滿意，但真家伙可也不含糊，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六十元高價就讓人咋舌，但也只能宰宰外地人了，現在的成都本地人去這兩個地方的屈指可數，普遍還是覺得去人民公園鶴鳴茶館或者川大對面的望江樓泡碗茶實在。而另一個即將在今年承辦世界休閑博覽會的杭州卻早已向世人敞開了西湖，我們知道，當年是成都和杭州兩個城市都有申辦意象，但由誰來辦世界休閑博覽會不是中國政府能說了算的，杭州能成為2006年世界休閑博覽會的舉辦城市是在2002年8月10日，由世界休閑組織理事會投票表決，擊敗溫哥華、馬德里、米蘭后取得舉辦權的！很難想象，成都能在國際上有那樣大的號召力，成都沒有上海、南京、武漢那些耐看的新老標志性建筑。成都名記李承鵬也抱怨過成都足以傳承的建筑太少，或者干脆說沒有。說來慚愧，爭取了多年，號稱具有一流人居環境的成都至今連一頂“國家園林城市”的帽子都沒能拿到，“(火巴)耳朵”（成都一種載人三輪車）滿街跑的成都絕對沒有杭州的秀麗和溫柔。 記得新華網城市論壇上曾有個網友發了個“偶50歲后去哪定居?成都?杭州?”的帖子，接著他列舉了他把這兩座城市作為候選的原因：成都—美食—價廉—麻將；杭州—山水—傳說—情調。沒想到下面的“沙發”毫不客氣的說：“那得看你有多少錢！窮就去成都，富當然去杭州！”引得壇子里發生了不小的爭執。成都不如杭州，似乎本是共識，但由于近年來各地關于成都層出不窮的炒作，讓成都的心態陡然變化，我們不妨跳出城市，換一個角度來體會兩地的差距，成都平原歷來是是四川最富庶的地區，但成都周遍僅有雙流這一個四川唯一能進入全國百強縣的縣級單位，而杭州灣周圍竟聚集著臨安、富陽、余杭、桐廬等二十多個百強縣，這就是兩地的腹地的差距，腹地雖不對主城起主要作用，但也具有衡量中心城市經濟發展后勁的重要參考意義。其實，成都應該找回她自己，她絕不是“東方伊甸園”（伊甸園不屬于東方文化），她是錦官城是蓉城，她是大眾的成都，兼容并包的吸收著杭州和武漢這兩個風格不搭界的城市的特點，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高雅俗文化”。尷尬的是，“強勢”的成都媒體不停在“炮制”一些發生在成都的異聞、奇聞，甚至全國各大晚報都能經常轉載到成都媒體提供的“重磅新聞”，其實更多里面卻是嘩眾取寵。
　　長期以來，成都平原的富庶造就了成都人不思進取、小富即安的心理，懶洋洋的城市，懶洋洋的成都人，所以，“雄起”這個詞并不是成都人最早喊出來的，真正的始作俑者還是火爆的重慶人。1997年重慶直轄以前，重慶球迷對當時的四川全興隊的感情恐怕比成都人還狂熱，每逢周末，他們會包車、開車來成都看球，然后連夜趕回重慶準備周一上班。這種熱度一直持續到了97年重慶擁有了自己的甲A球隊前衛寰島。要是當時調一個頭，重慶有球隊成都沒球隊，成都人才不會老遠的坐好幾個小時的車趕到重慶喊“全興，雄起！”呢！而現在隨著川隊水平和成績的下降，成都人都很少去球場看球了，好幾年了，曾經強勢的大片“雄起”聲，在成體中心（抑或新的龍泉驛）很久沒有上演過了，無意中，人們也在把它逐漸淡忘了，近幾年來，成都人要是再在親朋好友面前提出去看看川隊的比賽的絕對會被認為是個“瓜娃子”。而2006年1月27日，四川省體育局正式對外宣布四川冠城足球俱樂部解散，所有球員將被掛牌。對此，著名川籍足球記者李承鵬感慨：“四川似乎真的不需要足球了，我的故鄉現在更需要李宇春、張靚穎、何潔、紀敏佳，更需要夜夜在“空瓶子”“M98”“MIX”大口大口喝芝華士+綠茶，以至于人們天長日久后，感覺靜脈流的是號稱12年的芝華士，動脈流的是綠茶——好他媽粗暴庸俗的一種勾兌啊，以至于分不清哪些是血，哪些是芝華士、綠茶？漫卷中國的黃色狂飆，終于穿越過十一年的歷史無聲無息了，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像曾經的吉林延邊、陜西國力一樣，當血燒盡后，只剩下昨日黃花的回憶，黃花，加點香油涼扮著吃，挺上口。”也許，成都人似乎終于可以在成體或龍泉搖著串串香做熒光棒為超女們鼓掌助威了，因為不需要維護草皮來踢正式比賽了，區區650萬轉讓費，早已讓成都失去了血性，最終，沒有人出來拯救川足，也更沒有人相信明年還有誰還會在龍泉驛“雄起”？
　　李太白在《蜀道難》的最后幾句中寫道：“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而“少不入川，老不出關”的箴言早在世人面前把成都描繪成了這樣一個富貴溫柔鄉，當局者迷，成都人并未有好好珍惜，2005年巴金逝世后，成都人才記起那早已拆掉的巴老故居———《家》的原形，而新的《巴金故居原址恢復規劃方案》不管有多么美好，總是那樣的別扭和勞民傷財，至于遠去的“皇城”永遠成了老成都人心中的一種痛。成都人是在懺悔？似乎成都應該還魂了，這不是那個蜀漢都城的年代，也不是那個唐朝“揚一益二”的年代，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成都，這應該是你玩夠了的時候了，應該更加振作和進取的時候到了！

有鳳來儀

六、先鋒者有如深圳
　　
　　 還記得當年風靡一時的《北京人在紐約》開頭的一段話：“如果你愛他，就送他去紐約吧，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紐約吧，因為那里是地獄。”似乎，把這句話放到而今的深圳身上也很合適，人們向往深圳但并不熱愛深圳。
　　回首中國經濟特區20年的發展歷程，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海南五個經濟特區中，只有深圳最成功。不錯，深圳的發展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世紀偉人在南海邊畫的那一個圈，另一方面則和其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息息相關。用《中國國家地理•風水專輯》上的話來說是：“深圳，天意一半，人為一半！深圳兩面臨海，地形狹長，形似展翅大鵬，兩翼攬水，水聚財，并生萬物，是典型的風生水起局。”誠然，當初在南中國共建立的是五個經濟特區，也沒有過分的厚此薄彼，深圳，東臨大亞灣和大鵬灣，西瀕珠江口和伶仃洋，南憑深圳河與香港相聯，北部與東莞、惠州兩城市接壤，當仁不讓充當著改革開放20年來的排頭兵。市場規律下的競爭超出了行政約束，深圳以自己便利的交通率先打拼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值得肯定的，但萬事萬物都難在一個堅持上，特區還能香多久？成了一個深圳永遠不能回避的問題。
　　深圳病了，并且病得不輕，是一種長期焦慮造成的積勞成疾。看著上海（尤其浦東）追來了，港澳回來了，隨著珠三角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長三角城市在物流優勢下的風生水起，自己在大陸的優勢一天天在減少，老本一點一點啃光，而廣州還在后面虎視眈眈，深圳是真病了。
　　深圳有個夢，希望在文化上能同經濟齊步走，借以去除深圳在人們心目中的“暴發戶”形象，首先是用高薪挖走全國各地個行業專家、能手，也許金錢的魔力的確是不可小視的，有人說：“‘深圳速度’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在內地用20年培養的一個院士，深圳只用一個電話就能把他挖來。”但人才的堆積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富有，所以深圳也很苦惱，立地從教育出發的思路是正確的，深圳并沒有在全國叫得響的大學，《21世紀經濟報道》也在呼吁國家應該把一兩所電子技術方面的重點院校轉到深圳來，一是提升深圳這個特區城市的文化內涵，二是可以直接為深圳的高新電子技術產業提供現成人才。而過去，深圳也一直熱衷區辦一些名校的分校。古人說：“寧為雞首，不為牛后”，辦北大清華的分校的確可以走很多捷徑，但那兩個名字始終是屬于北京而不屬于深圳的，在當地更是自始至終就缺少一種歸屬感。蘇州也是一樣，興致勃勃的引進中科大、人大、西安交大的研究生班，但在當地根本得不到像對本地的蘇州大學一樣認同，而前來上學的學生們也認為受了騙，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一般來講，所謂的大學城、研究生城的師資和學校本部是有年天壤之別的，也許，深圳大學才是本土資源，如何合理經營全在決策者一念之間。隨著“申遺熱”和“申名熱”的迅速升溫，深圳市文化局已向市政府提交了書面報告，對深圳市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的可行性進行反復論證，指出正式啟動申報工作已是水到渠成之事，建議盡快確定具體的申報工作方案。與此同時，深圳大萬世居和鶴湖新居兩處客家圍屋也正計劃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的確，“懷舊”是時下流行的風潮，君不見屢屢有城市在“隆重紀念”自己建市多少多少周年呢？蘇州也好，上海也罷，恐怕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復古”還是發展趨勢和文化傾向。要是深圳真的成功，我們也不必少見多怪，本身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遺存較為豐富的國家，只要重視并下決心去保護，都能作出些成效的。
　　副省級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建制讓深圳在過去嘗到了不少甜頭，由于區位的原因，成為省會是不大可能了，所以，深圳一直還有個夢，夢想著哪一天像重慶一樣能成為直轄市，擺脫廣東的約束，像重慶一樣憑借政策第二次坐上直升飛機。而民間對第５個直轄市的出臺也是口水連天，“你希望你們的城市成為下一個直轄市嗎？”《中國經濟周刊》用電話分別采訪了深圳、蘇州、沈陽、大連、青島、南京、武漢、西安、廣州等9個城市的居民，回答竟都是肯定的。可見在中國，直轄的魅力和誘惑是多么的大！“上海牌”手表是上海的輝煌，而深圳的電子表在當年也是名躁一時，深圳的經濟實力是遠勝天津、重慶的，對中央財政的貢獻、對全國進出口貿易的貢獻更是一般省區所不能比，但直轄市的設立并不是光由經濟說了算的，也不是由政治單方面決定的。比如身為福建省省會的苦惱城市福州，不論從政治從文化從歷史各個方面看在福建都是當之無愧的老大，但經濟的不足決定了其只是個地級市，福州市市長比身為副省級城市的廈門市市長行政級別就低了，更重要的是，福州沒有廈門那種可以提高城市經濟建設的決策速度，使得城市‘經營’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因地制宜的自主權；再來看蘇州、無錫，論經濟實力早已超過江蘇省省會南京，只因為距離上海、杭州、南京三個巨型城市太近，至今也還仍僅是地級市。對經濟發展明顯后勁不足的深圳來講，“直轄”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在一些人眼里用來治愈城市心病的“靈丹妙藥”，“遺憾”的是經過各方專家研究，香港的回歸，已把深圳的經濟輻射面積大大縮小，加上后面積淀深厚的廣州，夾在中間的深圳基本不可能成為華南的政治、經濟、或文化中任意一中心。而深圳堅持把自己定位成國際性城市，也引發了廣州的不滿，畢竟，廣州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龍頭地位是幾乎不可動搖的。
　　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所以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深圳的薪酬水平在大陸是首屈一指的，但與此相配套的房價卻沒有像上海、杭州、南京那樣飛漲，深圳這種類型的移民城市注定了“外地人”更多的只是南下來淘金，淘到金的和淘金“未遂”的都會最終回到淘金者們的原地。正因為中國是這樣一個宗族觀念還很濃厚的國家，老了以后最終是要回去“尋根問祖”的，怎么可能指望他們就地成為純粹的深圳人？關于深圳的方言，我卻有不同的看法，武斷的說深圳有或沒有方言都是不準確的，就像現在鋪天蓋地的各大排名一樣，標準不同，結果就可能不一樣。深圳市文物保護單位中的一項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大鵬古城，其流傳的大鵬軍話加上橫崗和平湖等區域廣為使用的土話就是屬于深圳地地道道的方言。”深圳在過去是叫寶安、新安的，而新安也是個縣一級的建制，其流傳下來的語言自然就是屬于深圳的方言了，據《晶報》報道，深圳市文化局和市財政局早已聯合成立了“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領導小組，而深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座談會已開始著手對這些“珍貴遺產”進行有計劃的普查與保護。所以說，深圳是有自己的方言的。說深圳沒有方言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合理的，瞧，我們漢語就是這么愛玩“文字游戲”，副省級城市深圳的確缺少自己特色的新方言，滿大街上都是操著不同口音的外地人，或許，最流行和易懂的還是普通話，顯然，在五千年厚重歷史下的中國城市里，深圳是個異類。我們不可忽視，歲月和時間能夠抹平一切，回顧上海的發展也不過是一百多年的事，剛開始還是松江府下的小縣城以能說蘇州話為榮的，而現在的上海話中有大量詞匯來自英語的音譯，也有不少寧波話、蘇北話的糅合，真不知19～20世紀有沒有人質疑過當時的“移民城市”上海有沒有自己的方言？
　　俗話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是從“小漁村”起家，香港、澳門的發展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上海、廈門、大連、青島的進步更是一種艱難的抗爭。對深圳而言，“改革開放”、“經濟特區”都是猛藥，世界上像深圳這種短短20多年就完成“飛躍”的城市是有，但非常少，深圳本應知足。按中國傳統觀點，城市的發展正如一個人的發展，是應該由內而外的，這也有些道理，光是憑借外力的發展就像隨風直上的風箏一樣，哪時突然撤掉外力，它就會掉下來。可喜的是，深圳也孕育了一大批本土經濟實體，康佳、 中興、招商銀行、平安保險、華為、海王……哪一個說起來不是響當當，而深圳人更為自豪的是作為中國大陸兩大證券交易所之一深圳證券交易所，這可是中央的一份厚禮，當然，也需要深圳去培養氣度來消化。不過，隨著證券行業的蕭條，昔時的熙熙攘攘終成為昨日黃花，坊間盛傳的招商銀行、平安、中興和華為都擬把總部遷往上海之說決非空穴來風，本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轉制更是困繞深圳的一大難題，市場經濟規律下，合則留，不合則走，要是“華為們”真的來招“釜底抽薪”，深圳可要早作好準備，也許，發展除勞動密集型產業外的其他產業是眼前當務之急。很多時候，事情就只差那層窗戶紙，一捅就破，不捅卻不會自己破，但去“捅”它的人無疑是了不起的，正如深圳足球隊的前鋒“李毅大帝”非得自己努力才能打破球荒，而深圳的問題，當地人應該是心知肚明的。
　　 “到了蘇杭，不想爹娘”、“此間樂，不思蜀”……和中國傳統的大城市相比，深圳是一個留得住人的地方嗎？深圳不能只定位成一個驛站或礦山，要努力去成為一個大的家，只有精英們真正留在深圳，愛在深圳，這里才會有更多發展和壯大的空間，有更盼望的城市給人所帶來的溫情。和別的城市相比，深圳那些高樓大廈偽裝下的家家戶戶間的距離恐怕更遠，誰也不認識誰，也沒有興趣和必要去認識，在這塊地方上干活，得“女的當男的用,男的當牲口用”，錢多，但一個字——累！深圳沒有南京那樣誘人的名勝和杭州那種優雅的風景，更沒有北京、西安的古都遺韻，甚至，連廣州、武漢的市井風情都看難看到。這里有的是“錦繡中華”和“世界之窗”，但終歸不是自己的，但深圳也不必妄自菲薄，既然有決心去“申名”、“申遺”，那就應該拿出新的“深圳效率”來，我們講，一味追求速度是錯誤的，那么，現在是否可以換個提法，“效率”，或許還真是一個不錯的名詞。時下北京正在準備奧運會，上海在準備世博會，廣州正在準備亞運會，而深圳正在申辦世界大學生動運會。如此看來，深圳是終于邁出舉辦大型運動會之路了，這也是進一步擴大城市知名度的一條捷徑，希望深圳能夠走好，走穩，走順。
　　 海默學著易中天講廈門那樣講深圳：“深圳市民們也不必有狹隘的‘深圳意識’，視外面的世界而不顧，死抱著讓孩子‘上深圳大學，在深圳就業’的思想。（第91頁）”這卻是高估深圳的涵蓋能力了，上海、北京、南京的市民中不少就有這種“本地意識”的，甚至廈門，易中天在《廈門島》一文中寫道：“每年高考，廈門成績好一點的考生，往往會一窩蜂地報考廈門大學，連清華北大都不愿去，更不用說別的學校了。他們其實也知道，比如西安交大這樣的學校是非常好的，但他們就是不想去，因為他們不愿意離開廈門。如果廈門沒有好學校倒也罷了。既然有一所全國重點大學，為什么還要到外地去？他們想不通。”廈門大學，還算鼎鼎有名，深圳大學呢，似乎還不具備讓深圳學生如此“一窩蜂”的魅力，畢竟，比不得人家廈門，人家可是從五口通商那會兒就開始發展的。深圳，應該腳踏實地，以優厚的環境和雄厚的資金打造自己的學術圣地的。就像那支半死不活的深圳足球隊一樣，只要有“深圳”兩個字的前綴，再好再差也就是代表著深圳的形象了。深圳的強項是電子產品，但缺乏的是核心技術，深圳更迫切渴望自己的東西。
　　 當年的“大京九”修建和宣傳都是轟轟烈烈，中央也是借打通北京和深圳（乃至香港）的直達鐵路帶動沿途安徽，特別是江西城市的發展，多年以后，我們發現，京九的作用根本不能和老牌的京滬、京廣相比，在海陸空多式聯運日益豐富的今天，單純依靠鐵路的修建帶動一個地方全面發展無疑是依一廂情愿。向來，深圳的命運是聯連兩頭的———廣州和香港，香港自不用說，而從每天廣州和深圳之間頻繁的城際列車就可見廣深聯系的重要性，但隨著“廣珠高鐵”的開工、港澳跨海大橋的風傳，有理由讓深圳感到恐慌，粵西相對廉價的生產成本和勞動力無疑對投資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經濟重心多極化也是國際發展的趨勢，單單一個或幾個經濟重心是絕難抵御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風險的，到時，深圳不會像過去那樣獨美，這對于一個底蘊欠足的新興城市的確是一場考驗。深圳的發展不能拋開廣州，更不能擯棄廣東，珠三角廣大的腹地是深圳經濟持續增長的來源，深圳市長許宗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積極表態:“穗深是兄弟，廣州是老大哥”，因為深圳過去那種依靠吞并來做大自己的路子將來是很難行得通了，整合珠三角乃至大珠三角、泛珠三角是一步新棋，也是深圳的一種新希望。
　　

有鳳來儀

八、火爆者有如重慶
　　
　　 可以說是天然造就的曲折地形的確給重慶帶來了諸多不便，但多年來也培養了重慶人吃苦耐勞的不屈精神，在重慶渝中區的七星崗蓮花池有一座象征古巴國人（今重慶人的前身）堅韌品格的“巴蔓子將軍之墓”，《華陽國志•巴志》載:東周末期，巴國將軍蔓子求楚國出兵平內亂，許諾以三座城池相謝。亂既平，巴蔓子不忍國家割讓城池，“乃自刎以頭授楚使”，請向楚王致歉。楚王感動，“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亦以上卿禮葬其身”。要是在古代中原，大丈夫必須一諾千金，而在南方的巴、楚兩國卻是認同這種為國家或大義而不惜自己生命的勇士的，重慶人也秉承了這種“重情義，輕自己”的風格（當然不是說重慶人不守信用），用當地話來講，這叫“耿直”，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事，重慶崽兒是做得來的。不過，巴蔓子墓曾一度背負起了一幢28層的高層建筑，難見天日，更被某公司在工程施工中破壞，導致無法完全恢復。這絕對是迷茫的重慶人在利益的驅動下造成的一種歷史的疏遠，“忘記過去意味背叛”，在成都瘋狂研究金沙遺址和西安人不斷探索長安帝陵的時候，希望重慶人也能重拾自己的文化信仰和精神。
　　過去，我們說重慶地處兩江匯合處，是川東咽喉，也是從夔門出川的必經之地，重慶港可謂是長江上游第一大港，“碼頭文化”也深深影響著世世代代的重慶人。敢愛敢恨，直爽就是重慶人的本色，所以他們念念不忘“人文學科專業被轉移到成都”的歷史，對成都就不僅僅是有“微詞”，任何事情都盡量和成都對著干，比如成都2004年作為分賽場承辦亞洲杯足球賽，那重慶也要辦，并且還要新起一個“奧體中心”大張旗鼓的辦；成都有法國、泰國的領事館了，重慶也去爭取到了加拿大和英國……當城市化程度并不高的西南地區開始出現具備著兩個相當大規模的特大城市，競爭就不可避免的了。讓重慶人牛氣是去年成功舉辦的“亞太市長峰會”，成都則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諷刺重慶舉辦的是“亞太市長瘋會”，搞得是年中看不中用的“面子工程”。
　　2002年，長三角進出口總額為1752.17億美元，占GDP的76%；珠三角的進出口額為2118.65億美元，占GDP的184%。相比之下，成渝經濟區的進出口總額僅為62.61億美元，占GDP的8.5%，進出口總量只及長三角的1/28，珠三角的1/34。盡管如此，成渝兩地還是論戰不止，各行其是，鐵路問題就更是一大熱點，2005年，西安、武漢、太原都紛紛如愿（或許太原是無意中吃到了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成立了新鐵路局，重慶卻沒有和它們一樣得到夢想了幾十年的鐵路局，甚至重慶鐵路分局也被換成了成都鐵路局重慶辦事處，矛盾又激化了，不少重慶人堅定認為一定是成都鐵路局在背后搞鬼，弄得成都鐵路局差點出來辟謠，沒辦法，重慶就只能加快渝懷鐵路（重慶—懷化）的建設，甚至準備組建自己的“渝航”（重慶航空公司），真可謂是“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再比如計劃中連接蘭州和重慶的“蘭渝鐵路”，它將連接大西北與大西南，溝通長江上游和黃河上游，輻射面積近10萬平方公里，使受益人民達到5000多萬，看到蛋糕花落重慶，成鐵局的駐地成都自然是不甘心的。果然， 2004年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會議中，明確提出的是：“新建蘭州(或西寧)—重慶(或成都)線，形成西北至西南的新通道。”所以爭取“西寧——成都”鐵路的建設來代替“蘭州——重慶”這條線路是一個成都為防止被邊緣化的“自保”，重慶人很憤怒，論壇、網絡上也是鋪天蓋地的“大混戰”，其實，鐵路的走向不是人說的就算的，特別是在西部筑路，應該充分考慮對周邊二、三級城市的作用。長期成渝兩地的競爭帶來了活力，但無形中拉大了兩地的距離，老成渝高速公路和老成渝鐵路曾經輝煌，但卻開始不適應新時期的要求，在專家眼里必須早日建立成渝快速通道，不能再有任何遲疑。就像我們熟知的“京津對接”、“廣深對接”、“滬寧杭”互接一樣，成渝的對接刻不容緩，這對于建立和繁榮成渝經濟圈有著基礎意義，畢竟，自古川渝是一家，成都和重慶都是母親四川的兩個兒子，老大成都繼承家業，老二重慶帶著涪陵、黔江這些弟弟妹妹出去闖蕩，站穩了腳跟這是好事，當哥哥的不用嫉妒，當弟弟的也應不計前嫌，兩兄弟攜起手來，給所有的弟弟妹妹們帶出一條好路才應是他們的份內之事。現在卻是重慶、成都忙著爭做長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各自為政，沒有一點商量。更絕的是,重慶不僅僅西與成都爭霸,進而東向武漢稱雄,眾人熟知,武漢三鎮氣跨長江、漢江,早有“江城”美譽,可眼下過去的“山城”重慶，卻突然提出用“第一江城”作為自己的城市標識。重慶畢竟屬于廣義中的大四川盆地,重慶在長江上游和嘉陵江末梢建了幾座橋就自信地認為自己跨越了長江,但要知道,由于地形的因素,在長江上游架橋比起在長江中下游架橋的規模和難度是很小的,自然碼頭的噸位也更加不能比比較了.火辣的重慶,無意中也陷入了文化的浮躁,歷史的曲徑。
　　在過去,四川人引以自豪的是開國十大元帥自己占了4位(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但隨著重慶直轄,開縣(劉伯承)和江津(聶榮臻)也隨之離開四川,加上像鄒容、楊尚昆、盧作孚……這一系列四川籍名人成為了重慶籍名人,重慶人是得意的,但同時又難掩失落。很長一段時間，重慶的高校都是以理工為主，人文學科普遍發展不及成都。重慶也從不服軟，嘲笑成都的高校不過是占著西南或者四川的名頭（比如四川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四川師范大學等），真正以“成都”二字命名的高校數量和質量上都不敢令人恭維，不如重慶，所以，這個時候重慶人又找到了些許安慰（這可能也是中國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阿Q心理”），但痛定思痛，重慶也在動作著，先是把西南師范大學和西南農業大學進行“強強聯合”，組建了西南大學；過去幾年，又成功把重慶交通學院、重慶師范大學、重慶商學院、重慶郵電學院都一一升格為了大學；而重慶大學有意吞并西南政法大學的傳言也是不絕于耳；加上老牌的第三軍醫大學、后勤工程學院，重慶的高校不管是從量上還是從質上都形成了一定規模。但無論是從生源地的輸入和人才的引進上，重慶的發展絕對脫胎不了四川，而現在的四川外語學院和四川美術學院都還在重慶，重慶自己似乎也沒有要對這兩個學校改名的動議，非不想也實不能耳，“川美”和“川外”在西南地區向來還是名氣不錯的，要是哪天突然成了“重美”、“重外”也會讓這些學校冷個幾年的。重慶還是喜歡和四川城市打成一片的，川東、川南都是重慶爭取的對象，宜賓、瀘州、自貢、內江、達州等11個市就主動參加了以重慶為龍頭的重慶經濟協作區，放棄了打入“成德綿”的成都經濟圈，而“樂山——峨眉山——蜀南竹海——長江三峽”精品旅游線的出臺，也正是市場的自我選擇。
　　而重慶的工業基礎很大一部分由當年抗戰內遷和“三線建設”兩個時期共同形成的，由于深處內陸，科技和管理的優化相對東部沿海的確有很多不足，發展“見效快、收益高”的大型重污染型工業一直是多年來重慶的思路，在“十大污染城市”的排名中也是屢屢上榜，難得說不尷尬。再審視一下重慶的那些經濟符號：“‘嘉陵摩托’、‘隆鑫集團’、‘力帆集團’…… （第167頁）”這些大多是發展摩托車起家的企業，當然不是說他們不好，只是在日益重視環境保護的今天，各大城市“禁摩令”下，摩托行業成了利潤越來越薄的“夕陽產業”，所以，重慶的工業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加入高科技的“新轉型”，當哪天力帆不再為的得不到國家的汽車生產許可而郁悶時，當重慶不再留給我們只生產“長安”這一類型的低端汽車時，重慶的基礎工業改造就算成功了。可惜的是福特新投資的第二工廠卻終于是設在了南京，而放棄了先前看好的重慶，這無疑對重慶汽車工業的升級換代是一次預料之外的打擊。
　　2004年4月16日，重慶市天原化工總廠發生重大氯氣泄露事故，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傷，超過15萬人被疏散。這就是過度發展重污染工業的代價，畢竟，整個重慶有3000萬左右的人口，污染無論是發生在主城還是其他衛星城都會造成大面積傷害。如何兼顧主城與其他區縣的和諧發展一直是重慶試圖解決的難題。高山大河造就了三峽，但同時也帶來了交通上的諸多不便。中國南北方向的鐵路干線已有數條，但東西大干線卻只有兩條，這是極大的不對稱，尤其給西南人民造成了出行難，加上西南又是民工的批量輸出地，每年春運，成都、重慶往往一票難求。穿越三峽把萬州和宜昌連接起來是打造“滬漢蓉”快速通道的一個重點和難點，不過既然在氣候和地質條件更為惡劣的青藏高原都能架出“彩虹”，那么穿越三峽也不再是夢，而一次建成復線和時速200公里的宏偉規劃也早就讓山區人民對著2010年望眼欲穿。與此相配套，重慶也提出了建設 “半小時主城，八小時重慶”的城市道路網，這是對帶動重慶東部山區融入大重慶的明智之舉。
　　重慶需要瘋狂建設來追趕自己的落后嗎？據資料顯示，重慶高樓密度居全國第四，渝中半島居全國第一，一些“狂妄”的重慶網友甚至自詡為“西部香港”,但其實，重慶這種“飛速”建設不過是把過去的“郊區”城市化罷了，并且說實話，重慶的高樓并不是十分精致，甚至網上輿論風傳重慶爛尾樓已經暴漲到93個，這也算是為自己盲目擴大城區進行的補課吧。但說起改建就一定能導致“一片片綠地撲面而來”嗎？利益的驅動和開發商的慫恿難道不會在里面起作用？很難講。新機場的籌備、輕軌的竣工、龍頭寺新火車站的期待……重慶口氣不小，像上海、北京一樣，它也成了一個大工地，談笑間，泥土飛灰湮滅，可同時，重慶的道路綠化越來越差，一些市民“氣憤”地指出，重慶一些繁華商圈周圍（如觀音橋附近的人行道）甚至很難見到一棵樹木。大型基礎設施的上馬是要通過充分論證的，據重慶金匯會計師事務所對重慶輕軌的運營損益分析顯示，到2010年，輕軌二號線預測利潤總虧損將達21445.34萬元。在本身消費水平就不高的中西部地區搞如此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許不是一個明智之舉（武漢輕軌也是虧損嚴重），因為你不可能依靠大幅度價來維持正常運營，很可能今天的宏偉工程在明天就會成為城市的包袱，這也為成都即將開工的地鐵建設敲響了警鐘。
　　直轄給重慶帶來的好處毋庸多言，光GDP一項，2004年就首次突破2000億元，比直轄前幾乎翻了番。加上改革開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中國城市推向世界，一次定位不準實屬正常，不過大的方向必須要呶呶把握，比如昆明就是要主攻以云南奇幻山水為依靠的旅游產業，成都就是要主攻以電子科大為依托的高新電子產業，重慶一直是個工業城市，1997年原三峽四川段劃歸重慶讓重慶看到了發展旅游業的誘惑，但一直不是十分成功，其實，旅游業已經成為各個城市的第三產業中的基礎產業，重慶是座歷史文化名城，自然有著獨特的優勢，崇山激流造就了重慶人火暴略帶急噪的性格，但人家杭州、桂林那些旅游城市的發展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這里面需要一個長久的積淀過程，重慶人在拿出自己勇氣和決心的同時也應該多一分耐心，循序漸進，總會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獨特道路。
　　重慶的向來夜景迷人，但這么多年，我們城市夜間亮化一直是一種“燈海戰術”，而夜景照明并非越亮越好，關鍵要看亮得有無品位。數據（來自《都市快報》）表明，上海的景觀燈光中，由政府管理部門集中控制的近1200處，總用電負荷1.5萬千瓦，這些電能可供近2萬戶家庭使用。反觀重慶，朝天門那一塊兒高樓林立，夜晚更是燈火璀璨，我們知道，重慶本來就是一個工業污染比較嚴重的城市，現在大型的規模景觀燈看似美麗，內心里卻有心疼，采用節能燈組，采用高科技才必由之路，擯棄互相攀比的不良風氣，我們想看到的是一個即大方又省電的靚麗山城，而非“光污染”嚴重讓人“窒息”的大社區。《南風窗》認為：“像重慶這樣的城市，每年大約有40多萬農民工從鄉村來到城市，他們及其子女構成了未來城市人口的相當一部分。隨著城市貧富差距的逐漸拉大，這些人又將成為未來城市貧困人口的來源。”所以，現在重慶“制造”出的這種大都市氛圍和西南地區的民生狀況是急劇沖突的，很可能還會遭來缺電缺油的西南其他城市的嫉妒和鄙夷。
　　當年的宋光宗是在此繼承父位，先封王后繼帝位的，他自詡‘雙重喜慶’。應該說，這“兩重慶”是宋光宗自己的，城市只是附帶沾了些光，并沒有更大的發展，直到上個世紀成為“陪都”，才給重慶注入了有史以來最猛的一針強心劑，《陪都十年建設計劃草案》的部分實施也給重慶留下了莫大好處，建國后也一度成為西南局駐地說明國家是看好重慶的潛力的，1997年的直轄更是給重慶帶來了新的機遇，原始的渝中半島面積不到今重慶市區面積的1%，重慶市區新規劃面積是2616平方公里。調味一向是重慶人拿手的，但當這盆火鍋越來越大越煮越濃的時候，問題也越來越多，就不光是用“調”能解決的了。

有鳳來儀

　　九、含情者有如杭州
　　
　　歷來人們總是稱贊杭州的秀美景色,但道德家們往往又把杭州作為南宋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罪魁禍首。而關于南宋的都城問題，學術界一直都有爭議，但普遍認為，“南宋”、“北宋”只是我們的一種歷史分類法，整個“南宋”都一直是要恢復中原的（至少名義上），所以“南宋”官方認為大宋首都永遠是東京開封府，臨安府只稱行在，僅為政府臨時駐扎地而已，但小朝廷的不思進去卻讓無辜的杭州背上了讓人“貪圖享受”的惡名，并且一背就是千年。杭州是有秀美的山水，柔和的陽光，江南的燕子和金魚，這又有什么錯呢？人的錯誤常常被歸結到物上面去，說白了，還不是中原來的那些大老爺們兒的后代的腐化墮落，而土生土長的“杭鐵頭們”卻是很少去過汴州，也幾無可能去“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思想家陳亮(今浙江永康人) 就反對以臨安（今杭州）為京都，認為“坐錢塘浮移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上孝宗皇帝第二書》），他堅決主張遷都于應天（今南京），經營襄、漢，作為防守和出兵北伐的基地。后來明代大儒方孝儒在《讀陳同前上孝宗四書》中評論說，當時宋孝宗如能“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當然，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論證了杭州的確不是一個適合做國都的城市。
　　《武林舊事》記載：“春時幽賞：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試新茶，西溪樓啖煨筍，保俶塔看曉山，蘇堤看桃花”。 可見，過去杭州光是春天就有這么多花樣，的確，杭州有著太多美好的地方。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游記中曾贊嘆杭州“無可置疑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城市”，1913年（民國二年），杭州開始有計劃地拆除了旗下營（滿城）和清波、涌金、錢塘城門、城墻，改建道路。隨后又拆除了鳳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門。辛亥革命的蓬勃發展，各地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拆城墻、筑馬路、修橋梁的類似革新縣政的活動，當然武昌城墻的拆除卻另有故事，那是1926年北伐軍攻打武昌城時，因城墻高大堅實致使北伐軍傷亡慘重，因此，攻下武昌城后，國民政府決意拆除城墻。當時的杭州城墻也被“拆除”了，不過在當時的革命家眼里，破除封建桎梏之一的城墻是遠比保護文物更重要，事實證明對建立新城市也有一定作用，對此不可全盤否定，不過杭州西湖邊上沒了城墻，只要注意防止再度破壞，也能讓西湖完全融入城市的。關鍵在于如何經營，像南京玄武湖邊的城墻的確添彩，但無形中也阻斷了人們和湖水的親密接觸，以至玄武湖的吸引力被大大打了個折扣，在杭州，你是能遠遠就望見西湖的。
　　的確，“申遺”一直是杭州人對西湖的一個夢，受經濟實力的約束，杭州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城市歷史街區和城市傳統中心區還是保存得相對完好的，近20多年，由于杭州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讓各種“高大”建筑在古城區一一矗立，徹底讓杭州走向“現代”，也幾乎把古城風貌破壞殆盡。杭州和西湖也在通向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道路上漸行漸遠。“西湖綜合保護工程”是杭州近幾年大力推進的一個大項目，一方面為2006年的世界休閑博覽會做準備，另一方面也是為圓老百姓一個的“一湖映兩塔，湖中鑲三島，三堤凌碧波”的西湖全景之夢。從2002年起對西湖向老百姓免費開放，各大博物館、紀念館、名人故居也陸續免費開放。其實，免費開放正是世界博物館發展的趨勢，杭州已走在了這條路上的前列，讓市民去聆聽杭州，讓游客去了解杭州，這些舉措都取得了極大成效，還湖于民，還景于民的初衷本身和結果一樣更讓人滿意。同時，杭州也沒有“虧損”， 反而大大帶動了風景區內旅游、餐飲、交通等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整體經濟發展。
　　華東五市（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杭州）這條旅游線一直是條長盛線，而要問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哪個城市？很會運作旅游的杭州人就說了：“當然是杭州，白老先生說的。”再細問是哪個“白老先生”，杭州人就會得意地告訴你，“白居易白老先生啊，他不是說‘江南憶， 最憶是杭州’嗎？”也許，杭州的旅游開發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游客，留住游客，“重復“游客（指讓人還想來來杭州的念念不忘“何日更重游”），其實通過杭州西湖及以西地區的整治，杭州已經面貌一新，特別是一到春天，杭州就有一副“鳥歌如勸酒，花笑欲留人”的迷人場景；夏天則有“接天連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醉人；春天是“山寺月中尋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頭”的熏人。甚至連南方城市里旅游業最難經營的嚴冬，杭州都有一個被張岱稱為“蹩躠步松沙，恍疑是踏雪”的“斷橋殘雪”的噱頭，上天真是眷顧杭州啊！四大民間傳說里就有兩個和杭州有關系，一幕越劇《梁祝》的“十八相送”讓杭州有理由的修復了雙投橋（即長橋），“同窗三載”更讓杭州理直氣壯得去推銷以成“愛情圣地”的“萬松書院”；一幕《白蛇傳》讓人記起讓人恨得“牙癢癢”的許仙（宣），多情的白娘子，仗義的小青……不管怎樣，西湖、斷橋、雷峰塔……甚至會做生意的還在清河坊開了家傳說中的“保和堂”（故事里白娘娘的藥鋪），自然是財源滾滾。這些方面杭州都走在了前頭，不光是走在了同為“天堂”的蘇州前頭，更走在了華東的南京、上海前頭，走在了全國的前頭。
　　和國內另一個主打休閑牌的城市成都比，杭州有著莫大的優勢。可以說，成都畢竟偏于西南一隅，在文化資源上，是絕難與自宋元時期就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江南相匹敵的。在成都更多的是吃川菜，打麻將，過點所謂的“休閑生活”，整個城市都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而杭州絕對不一樣，“休閑‘只是杭州的風景，工作和生活卻絕對不輕松，就是那高昂的房價及其其他各種物價都是讓杭州人不敢像成都人那樣“休閑”。另外，兩個城市的性格也極為不一樣，《新周刊》說杭州是“最女性化的城市”，我們看也不一定準確，“女性化”的其實只有西湖，杭州人和杭州是很“硬性”的，成都人都是軟綿綿的，很少發火，成都男人也是典范的家居男人，而杭州人卻歷來有個“杭鐵頭”的稱號，大概意思是杭州人很剛直且強硬，那些“一腔熱血，錚錚鐵骨”的杭州人的代表就有于謙、張煌言、章太炎，杭州那些刻苦拼搏的體育健兒里也有吳鵬、羅雪娟這些人為代表，而在市井里，通常表現在杭州人“犟”和“倔”，并且愛認死理，這本是杭州人千百年來的習慣，所以舊時流傳的“蘇空頭,杭鐵頭”固有一定存在的道理，但同時流傳的“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里頭空”也說明杭州有自己的輕浮和草率，西湖帶來了婉轉和豐韻，也帶來了浮華和陷阱，我們期待杭州的華麗轉身，但她的下一次轉身能夠輕松站穩，不要栽交。
　　西湖是一副文化牌，也是一副經濟牌，更是一副感情牌。“西湖藕粉”便是很多人喜歡的杭州特產；“西湖綢傘”也是值得不少人信賴的雨具；西湖牌龍井茶更是全國絕佳的一流名茶；而那些西湖牌電視機、電子琴的沒落也很正常，誰不見周邊那些當年也是風靡一時的無錫“紅梅牌電視機”，蘇州“香雪海牌冰箱”的慢慢湮沒，市場機制，優勝劣汰。杭州錢江新城的開發，也被不少專家認為是告別西湖時代，邁向錢江時代的一個大動作，這其也是杭州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經之路，思路局限在西湖的確讓人形成了杭州僅有西湖的概念，就像老打“太湖牌”的無錫，最后弄得城市本身的“無錫”二字終“太湖”比了下去，不得不說是一種失敗。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在古代(南宋除外)，蘇州的經濟實力幾乎都是凌駕于杭州之上的，但在整個20世紀，蘇州的綜合實力卻絕對是遠遠不及杭州的，而蘇州的重新崛起不過是近十年來的事，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外資的“光”。就是在今天，論城市的綜合實力，蘇州也是絕對不如杭州的，蘇州畢竟還只是一個地級市，沒有杭州這種省會加副省級城市那么多的自主決策權。蘇州是憑借靠近上海和外資、園林著三大優勢快速發展，而杭州卻是借了浙江一省之力，自然奮斗得更為輕松。再仔細深究以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杭州可是比蘇州多得多，而杭州民企的規模和質量也是蘇州望塵莫及的。古代的蘇州的確繁華，雖名為江蘇巡撫治所之地，但卻時不時受到不遠江寧（今南京）的兩江總督“監視”，過得極不自由；可杭州自在南宋時成為“國都”后，取代了過去紹興在浙江范圍內的地位，浙江一省的人心也都向著杭州，這種優勢是蘇州甚至南京都無法擁有的。但比起南京，杭州也有一個巨大的劣勢，那就是著名高校數量嚴重不足，杭州的高校除了浙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和浙江工商大學（原杭州商學院）外，能在全國叫得響的并不多。缺乏江蘇那樣龐大規模的高校，這也是浙江所有城市的通病，所以只得另辟蹊徑，像寧波就引進了英國諾丁漢大學，而杭州，目前也在積極運作聯邦德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中國分院的引入，當然還面臨著同青島、沈陽、綿陽的競爭，不過其中杭州和青島的勝算相對是要大些的。
　　鐵路的引進和發展的確造成了京杭運河的衰落，但那只是中段和北段的事，在揚州經鎮江、無錫、蘇州到杭州的這一段運河，至今還是一條運輸動脈，十分繁忙，數不情得照樣是每天在江南運河上來往的船只、貨物以及旅游船上的游客。杭州絕對沒有衰落，《福布斯》雜志中文版公布了的“2004年度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上，杭州力克北京、上海、廣州拔得頭籌。可見，杭州是一直在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的，而在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它也是僅次于上海，和南京不相上下的副中心城市。說道南京，比蘇州更有說服力來和杭州對比。顛倒一下城市地圖，可感覺杭州和南京是多么的相像，同樣是一條江（長江、錢塘江），同樣是一個湖（西湖、玄武湖），還有同樣的名寺（棲霞雞鳴、靈隱凈慈），并且杭州南京都屬于南方城市，且南方就只有這兩個古都（以中國七大古都的標準），可惜城市論壇上兩地總是吵得不可開交，大好湖山毓秀如此，斤斤計較實屬不雅。
　　杭州的興旺也是和優越的交通位置決定的，它身處滬杭、浙贛、宣杭、蕭甬四條干線上的中心位置，尤其掌握著錢塘江上鐵路通道，和南京的長江大橋（指鐵路）不一樣，杭州擁有兩座跨江鐵路大橋，可以對來往車流進行更好的調節和分流。但這種優勢也不是永遠的。杭州灣跨海大橋的建成必將減弱杭州的優勢，屆時，上海到寧波陸路距離能縮短120余公里，只需兩個小時車程，最重要的是可以繞行杭州。就浙江本省來看，一直是第二號城市的寧波向來不甘于人后，除杭州灣跨海大橋外，新的“溫甬鐵路”（溫州——寧波）更是將改變過去寧波“死胡同”的交通格局，寧波的再次爆發指日可待。蘇南方面，無錫占據滬寧、新長鐵路交匯，蘇州更是規劃中的多條城際運輸線之樞紐，杭州過去在長三角的那種區位優勢必將逐漸減弱，期待中的“滬杭磁懸浮”曾讓杭州人一陣興奮過，但現在有關部門已徹底否定了“磁懸浮”方案(但似乎又有新的轉機)，杭州不得不放下架子努力去和冷落了多年的南京、黃山打好關系，而建立寧杭快速通道的動議和徽杭高速公路的建成就是證明，其實，宣杭鐵路（宣城—杭州）的潛力是沒有被充分挖掘的，（特別是當新長鐵路南段開通客運后）其蘊涵的價值還是有理由值得我們期待。
　　另外，我們不能把外資銀行的進駐看作什么不得了的指標，杭州的問題在于自己同“巨無霸”上海隔得太近，地理上的因素制約了杭州外資銀行的進駐，而要是把杭州放在中西部，則肯定會有不止一家外資銀行進來，但話又說回來，杭州的發展正是因為身處東南沿海的區位條件影響的，杭州若在中西部也就難有今天的繁榮，是外資銀行的進駐更重要，還是自身經濟的良性發展更重要？這個似乎不必多說。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事，上天已經把“天堂”的稱號贈給了杭州，這本來就是多少家外資銀行的進駐也買不來的優勢，況且，杭州（乃至浙江）更有名的是那些民營企業，“娃哈哈”、“ 農夫山泉”……這些熟悉的品牌早已走進千家萬戶，就是在2003年，杭州市個體民營經濟對杭州GDP的貢獻率也達到了42%，杭州人靠自己已創出了一個新天地。而整個浙江已經有了1295件省著名商標，成為全國省著名商標最多的省份。
　　杭州人很重視生活質量，這一點從南山路上大大小小精致的茶樓、酒吧和咖啡館就可見端倪，而據《都市快報》報道，杭州市統計局發布消息，2005年杭州的人均GDP（國民生產總值）首次突破5000美元大關，達到5431美元。學者鄭也夫在《被動吸煙者說》一書中告訴我們一個觀點：像北京這樣的地方，官多，有錢人也多，大幾乎都有自己的專車，而中下層市民幾乎是會選擇坐地鐵和公交車，所以北京的出租車檔次就顯得沒有那么重要，富康、夏利甚至“面的”都在滿大街亂竄；而在地方上，“打車一族”大量的存在，迫切需要提高城市出租車檔次，這不，而杭州連出租車連華東城市普遍愛用的“桑塔納2000”都很少，幾乎是清一色的帕薩特、中華或者現代，更高級的還有奔馳，但這就玩得有點過了，杭州的“奔的事件”在2005年也是個不大不小的新聞，高調入場慘淡經營之后，只能是退出歷史舞臺，這從側面說明商家也過高估計了杭州的內需要求，其實，杭州的帕薩特或者現代就很好了，10元4公里，2.0元/每公里，比起8元3公里 2.31元/每公里的無錫的桑塔納（包括桑塔納2000型）和8元3公里，2.4元/每公里的南京桑塔納，杭州這個實際上便宜了許多，如此好的性價比和車型，在東部大城市里難以找到地二個，杭州人會做生意，做生意就不能亂報價，因此，總的來講，杭州人還是基本務實的。
　　古人說：“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蘇州，食在廣州”，古人很重視“生”，所以把杭州排在了第一位。“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杭州的風景優美更為世人所公認，但因此而把杭州視作一個“溫柔陷阱”卻是絕對夸大和屈枉的，真的“溫柔陷阱”是讓你在舒適柔情的地方不思進取，意志軟化，斗志全消，而今天在競爭激烈的杭州絕對不是那樣輕松地就能站穩腳跟，照樣需要殘酷的擠壓和拼搏，所有的一切來的恐怕都沒那么容易，事情總需要人自己去努力去爭取，杭州也早已褪去浮華，剩下的，其實只有一城大好山水和你自己。

有鳳來儀

十一、滄桑者有如西安
　　
　　
　　 西安在不少作家筆下是“破落”和“土氣”的，其實，什么叫“破落”？什么叫“土氣”？中國西北地區城市普遍風沙較大，加上西安特有的綿長城墻環抱，為保護古城限高導致高樓稀少，天氣不好時暮色沉沉，愁云慘淡，看起來的確不怎么順眼，但評價一個城市要從綜合實力上著手，西安究竟怎么樣，我們來具體分析。
　　 他們通常認為，“昔日長安，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是當時歐洲人心目中的東方天堂。而那時的巴黎、倫敦、威尼斯都還只是彈丸小城。”我是最恨屢屢翻出老皇歷來痛數今日的“蕭條”和追憶當年的“神勇”的。長安歷史是比巴黎、倫敦強，很正常，文明在世界各國都有個演進過程，古巴比倫、古埃及那些城市不也湮沒在浩瀚的歷史當中了嗎？歷經多朝戰火的長安城（現存城址為明代修建）能基本保存下來也算是一分幸運了，西安有如此久的歷史怎能不厚重？不古老？其實處于西北內陸的西安并不容易，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決定了西安難以像沿海的廣州那樣“生猛活躍”，也難成中部的武漢那樣“氣吞江漢”，“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將,陜西的黃土埋皇上”，西安就是西安，黃土和風沙的侵襲早已讓關中平原土水流失嚴重，西安人那份“水靈”也早已遠去。
　　其實，洛陽、開封、揚州在歷史上經濟和文化也曾那么的繁華，現在卻遠遠隔著西安。如果說成都的發展的得益于西南大區一部分中心優勢（重慶時不時也前來分羹），反觀西安，除了戰略需要把大軍區建制放在了蘭州外，更是獨得西北大區中心優勢，西安是西北地區唯一一個副省級城市，西安的電話區號是029，并且擁有如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政法學院等大批以“西北”字號開頭的著名高校，在西北地區，西安絕對是說一不二的“老大”，再加上新成立的西安鐵路局，使其管理跨度大大增加，更有利于帶動整個西北地區經濟聯動發展。
　　很多人往往把城墻作為西安的圖騰，當地政府也樂意這樣去宣傳：“西安城墻全長13.74公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城墻。”如此長期下去，西安的城墻在國人心目是無比高大的，多數認為看城墻就要到西安，可以說，西安城墻的主體是明朝的杰作，長度13.74公里也真夠長的了，其實不然，論規模，論長度都難以和長達33公里的南京那世界上現存最大的古代磚城城墻（全長33．67公里，現存23．74公里）相提并論的，甚至開封的城墻也有14.4公里。西安市文物園林局副局長孫福喜說:“我們一般都不說這是明城墻，而說，這是修建在隋唐皇城基礎上的明城墻，這樣，它的歷史內涵就不一樣了。”歷史內涵的展現需要歷史的還原，而今的西安城墻卻無法進行久遠漢唐的重現，現在的西安城墻的確很漂亮，整舊如新，路面光滑平坦，氣勢也出來了，不過怎么看都比南京的中華門、臺城上長滿凄凄野草的城磚差了些古韻。也許這和在西安大街小巷都能買到的仿制兵馬俑一樣，再加上城墻周圍隨處可見的電線鐵塔和煙囪，給人的感覺十分不踏實。
　　西安本是古的，但城區的遺存并不多，投資了十個個億，占地面積達到1000畝的大唐芙蓉園的開園，為時下仿古建筑泛濫的中國又增添了一處類似深圳“世界之窗”、無錫“三國城”般的大型主題公園，既然“曲江”或“阿房宮”這些歷史景觀的恢復（“阿房宮”還不一定真正存在）是西安人在文化情感上的夢，那么就應該做好，而決非設置高價門票讓一般老百姓望而卻步。西安應該學學人家把西湖免費開放的杭州，還湖還景于民是最重要的。據悉，芙蓉園水面300畝，這在干旱的西北地區也可真不容易，而正是在水資源緊缺的華北、西北這些城市，近年來出現大造城市景觀水之風，截至2005年10月，陜西省已有西安、延安、寶雞、咸陽四市實施了“攔河造湖”計劃。擁有浐河、灞河等河流的西安市為了營造“親水近水”的人文環境，繼投資近5億元開辟人工水面3．6平方公里后，又新開工建設“廣運潭”項目，計劃投資10億元，形成近7平方公里的湖面。這些又是何等的浪費資源和破壞生態呢？
　　在賈平凹、陳忠實等陜西作家的筆下，西安的確是一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直到西安金鷹國際的開業，才為自己帶來了沿海城市中已經泛濫的“starbucks”。的確，西安真是一個“大農村”，只不過扯著城市的幌子而已，但西安古城橫平豎直的嚴整布局又是別的城市學不來的，這是一種資本，更是一種驕傲，更表明自己是城市中的城市，城市中的極品。
　　西安人才難留，一直以來，優秀的人才早就“孔雀東南飛”或“一江春水向東流”了，但大城市難留的戶口問題絕對不是西安獨自存在的，北京、上海、廣州……想在大城市落戶，都沒那么容易，留不住人才，正是制約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關鍵，是放寬政策還是擴大就業，眾說紛紜，其實，最終還是應該回到法治的路子上，戶籍制度的改革已經在醞釀之中，但這并是維系中西部地區生存發展的救命稻草，解決事物的矛盾總歸要從內部著手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體制和觀念的碰撞會越來越激烈。西安擁有近50所高校和國內重點科研院所30多家，西安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接近10萬人。這是一句實話，但在沿海，西安的高校已經不容易得到認同，在此，不妨談談筆者的一個朋友的親身經歷，他是西安交大的大學生，當年坐了接近20個小時的火車到上海參加某外企招聘會，卻發現人家對自己遞上去的簡歷看都不看就甩在一邊，這位仁兄感受到了侮辱，于是發誓考取了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后來在上海順利找到工作。當然，這里沒有要貶低西安交大的意思，兩所學校本是同宗，而論實力，西安交大絕對不在上海交大之下，城市的名氣有時產生出來的影響力卻是不可低估的。而一些西安優秀的其他高校，如陜西師大、西北農林根本不被東部所了解，這對西安人才的良性流動無疑設置了人工天塹。
　　城市規模的擴大，也是一種趨勢和必然，西安對近在咫尺的咸陽也一直是垂涎三尺的，二地的資源整合也提上日程，咸陽愿意進入西安來嗎？西安能把咸陽容納下嗎？這些在目前都成問題，但可以借鑒別的城市的經驗。蘇州把過去的吳縣吸收成自己的吳中區，無錫把過去的錫山市（縣級市）融合成自己的錫山、惠山等區，看似對蘇州無錫本城是有利的，即可以加快城市化發展，又能解決勞動力、土地、水等資源的不足。可這次西安面對的可是一個地級市，“咸陽”的名字可是比“西安”要早得多，二者可以說是爺爺和孫子的關系（名字意義上），現在孫子向爺爺伸手要地要人了，爺爺會給嗎？《2004年西安咸陽經濟一體化發展備忘錄》的通過和2004年中國西安咸陽兩市經濟一體化發展高層論壇的開展為此創造了契機，但我們的疑問是，西安咸陽除了在經濟上的一體化，行政上是否也可以更進一步整合，不過，這就不是西安、咸陽或者陜西省能說了算的，根據《國務院關于行政區劃管理的規定》：“自治州、縣、自治縣、市、市轄區的設立、撤銷、更名和隸屬關系的變更以及自治州、縣、自治縣、市人民政府駐地的遷移，由國務院審批。”看來把西安做大做強，還是需要中央加一力的。陜西省社科院發布《2006年陜西經濟社會藍皮書》中提出，建立以西安為中心的大關中城市群，需要構筑四層框架：第一層次為核心層，即大西安中心城區，在古城北部建設大西安現代中心；第二層次為緊密層，即大西安四大副中心臨潼、長安、咸陽、三原；第三層次為中間層，即大西安都市圈三大外圍中心城市渭南、銅川、楊凌；第四層次為開放層，即大關中城市群六大周邊中心城市寶雞、彬縣（彬州）、黃陵、韓城、華陰（華山）、商洛（商州）。我們也可以把這視為是首先加強西安在陜西的輻射能力的一大舉措，同時呼之欲出一個新的“大西安都市圈”，最終惠及全省。
　　西安是古老的，但絕對不缺少激情，這一點，從當年甲A的金牌球市就可見端倪。“西北狼”的呼嘯夾著寒風掠過城市上空，那時的人是快樂的，滿足的。現在的西安就是這樣，它少要去爭個第一的，或許是過去的幾千年的消耗已經把“旺運”揮霍，首善之區的榮光終是一去不復返了。所以，西安懷念過去，懷念過去那個“長安”的名字，但由于身后的西北腹地多為荒蕪之地，西安一直缺少和自己上演“雙城記”的城市來一起競爭，自身發展也缺乏后勁。在陜西，它是獨大；在西北，它是獨尊，長期缺乏新興力量的挑戰，不覺中會有些不思進取和妄自尊大。不論是蘭州、銀川還是烏魯木齊，和西安都不是一個重量級的對手。西安的發展首先應該立足于整個西北地區，相對東部、中部而言，在廣袤的大西北，因為城鎮化的不足，貧窮和落后是一種不爭的事實，溫飽仍然是絕大多數家庭首先考慮的問題。由此必然導致購買力不足，引發西安的生產出的各類產品在西北地區滯銷。或許，東進才是一條新的出路，向鄭州發展也是一種思路，可以對接洛陽，進一步南下武漢，而寧西鐵路（南京-西安）的建成也進一步拉近了西安和東部地區的距離，開通客運后，更是有不可估量的前景。一直以來，正是由于交通條件的制約才造成西部地區對外交易成本過高，使人家不愿意把大量財力和精力花費在路途上。不過，在西部修一條鐵路，成本是在東部地區修同樣長度鐵路的好幾倍，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寶雞到烏魯木齊之間的這條鐵路絕大多數是穿越的無邊沙漠或稀少城鎮，如今，寧西鐵路填補了隴海線與襄渝線、漢丹線之間四五百千米內無東西向鐵路的空白，對東、中、西三地的物流、人流交換起著重要作用。但同時，也不能一刀斬斷和身后大西北的聯系，作為陜西省省會和西北地區中心城市，在協助其他城市的發展上，西安是責無旁貸的。而在眾多的民族問題、社會問題、宗教問題的面前，我們需要一個更老成和理性的西安，而決非期待一個初出茅廬妄圖披荊斬棘的莽撞少年。
　　本來，GDP這個東西絕對不是拿來衡量“先進”或者“落后”的標準，西安抑或武漢這樣的傳統城市在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上的下滑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新興城市的崛起，有時，他們被擠出了“前十”并不能讓人一棍子把他們作出的努力全部打死，要知道，全國有多少個城市？每次進入“前十”只能有十個，難道剩下的幾百個都成了“落后城市”？更加，“十大城市”的版本總是在刷新，在真實的數據面前，一切憑實力說話，沒什么好委屈好郁悶的。這次沒能進，下次努力提高就是了，真沒必要把這些虛名看得那么重要。
　　西安果真“老”嗎？新的時代，一切事物都有新的發展，其實，吼著秦腔背后的西安也充滿著時尚與流行，張楚、鄭鈞、許巍們哪一個不先鋒不前衛？《女友》、《美文》的口碑和內容都很不錯，當古老的軀體被注入沸騰的熱血，拿刀的孩子勢必把天撕裂。西安人不但要唱秦腔，也欣賞重金屬的搖滾，都市里除了灰塵和滄桑，也有著青春靚麗的活潑少女，有著新生吐翠的細柳，外來新元素的搶灘登陸，仿佛讓西安要脫胎換骨，但又不那么徹底，始終不能洗去骨子里的深邃的泥土，也許，西安就是那樣的城市，因為，他的靈魂穿著那雙草鞋，而一邊哭泣一邊奔跑，突然停下來時才恍惚發現，自己奔跑的方向竟向著太陽！

有鳳來儀

十二、柔美者有如昆明
　　
　　 云南本是旅游大省，但不少人對云南（包括昆明）的負面聯想則是邊境線上的“販毒事件”，這絕對是在損害昆明的城市形象。其實，一說起昆明，都會首先聯想到“春城”，“販毒”是一個國際公害，只是云南省南部臨近泰國、緬甸、老撾三國交界的“金三角”地區，難免有一些交叉感染，而加上一些有關緝毒的電視作品（特別是《玉觀音》）的播出，更加深了對云南南部的“畏懼”，據筆者朋友透露，近幾年，滇南的旅游業大不如前，到西雙版納的游客也少了，早無過去那段時間的火暴，風頭全轉移到了麗江、大理那邊。昆明作為云南省會勢必也會受一定影響，但過分夸大和負面宣傳則顯得別有用心，昆明（甚至整個云南省）是一個以“旅游興市”的城市，最擔心的就是客源不足，試問要是大家都對昆明報有“毒品集中地”的印象，那還有誰敢來旅游？加大公安部門打擊力度是重中之重，但在輿論的引導上也應該把握火候，何況現在昆明的社會治安還是比較令人滿意的。
　　更損害昆明的城市形象的是：昆明被一些所謂專家們認為在骨子里本來就缺少一種必要的人文精神。首先，我們必須去界定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至少包含這樣兩個基本要素：第一，從社會的角度看，主張人生而平等，人的價值高于一切，維護人的尊嚴；第二，從個人角度來看，主張人要完善心智，凈化靈魂，懂得關愛，提升精神境界，提高生活品位。那我們應該認為哪座城市具有人文精神？上海、北京、西安？……似乎都不是，人文精神（Humanism）這個東西本來就是一個舶來品，我們不如來探討一下昆明的文化氣質。北京有“798廠”，上海有“蘇河藝術中心”，重慶有“黃桷坪”，昆明則有自己的“創庫”，曾經的昆明機模廠，現在的昆明藝術中心；杭州有西湖，福州也有西湖，武漢有東湖，昆明則有自己的翠湖，這里有成千上萬只越冬的紅嘴鷗，而湖旁則有培養了朱德、葉劍英的云南陸軍講武堂；昆明還有“金碧交輝”的金馬碧雞坊；更有由楊麗萍領銜的《云南映象》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歌舞烘托出大地兒女對天地的原始膜拜和樸實感悟,曾被評選為昆明六大時尚文化之一；而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扯旗昆明的八年（1938—1946）也風起云涌，朱自清、陳寅恪、聞一多、傅斯年、馮友蘭、金岳霖、費孝通……這些大師們紛紛在昆明撒下了火種，留下了足跡，構筑了當時昆明的文化地圖，而今的云南師范大學就是在當年的西南聯大校址上擴建的，要說今昆明還在享用著當年的“文化精神遺存”也是絕不為過的，昆明的市井民風也受了教授學者們的影響，接觸到了“民主”、“愛國”、“科學”、“自由”、“平等”的精神，它為當時的昆明（包括整個云南）培養了大批人才，昆明也通過它開始被世界所徹底了解，也同時開始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積極了解世界。
　　也許上面說得有些咄咄逼人，但現實是這樣，我們不得不去面對。說起昆明和云南其他地方的感情，在全國各省的類似關系來看，都是比較好的。如今的昆明是云南絕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省之中唯它獨大（除了大理，但大理自元朝以后逐漸沒落）。在過去，昆明這個地方一度被稱為“云南府”的，在很多云南人眼里，昆明即是年云南，云南即是昆明。曾經有專家和學者提議將“云南18怪”的順口溜和漫畫作為昆明名片進行打造。但我們應該正視，畢竟昆明是云南，但云南不僅僅是昆明，云南有那么多地方的經濟和文化都很貧瘠，像“云南十八怪”這種全省的無形資源沒有理由變異為“昆明十八怪”而讓昆明“獨吞”，而那些“少、邊、窮”地區正需要這種文化資源的幫助。但昆明也像前面提到的成都一樣，已占用了太多的本省資源，比如外省人都會把品嘗正宗“過橋米線”作為到昆明旅游的一道“大餐”，但“過橋米線”真的是在昆明興起的嗎？或者說昆明的過橋米線一定最正宗嗎？不盡其然，喜歡飲食文化的人自然會去考證一番，半天下來，哦，原來“過橋米線”原來最早是蒙自的特產，并且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拍攝中的電視劇《天下一碗》講的就是著蒙自“過橋米線”。《云南畫報》的蒙自專輯（2005年第1期）中就介紹了這個“95℃的愛情”：古代蒙自有位秀才，獨居于南湖中小島攻讀，僅有一橋可通。他的賢妻每天為他送飯，但總是在送到時飯菜都涼了。一天，她提了一罐雞湯送去，丈夫用手摸罐時，感到還燙手，揭開一看，原來是上面浮著一層厚厚的雞油，把熱氣保護住了，她喜出望外，讓丈夫乘熱吃了。她由此受到啟發，常用雞湯燙米線給丈夫吃。在妻子的細心照顧和鼓勵下，丈夫懸梁刺骨，發奮攻書，終于考上了狀元，一時傳為美談。由于這位賢惠的妻子送米線時要經過小橋，這種米線就被稱為“過橋米線”，又因秀才考中了狀元，也一度被叫作“狀元米線”。而1920年，云南個舊人把過橋米線從蒙自帶到昆明，才讓這米線廣為流傳。所以，云南這些地方特產的傳播又離不開昆明這個“大碼頭”的“推波助瀾”，筆者認為，對于云南的資源，昆明應該本著“共享”的原則，和兄弟城市們一起開發，做大做強，兄弟城市們需要昆明的帶動，反過來昆明也是需要兄弟城市們的支持的，所以說，昆明，需要穩重和謙虛。
　　現在絕大多數城市人的生活環境狀況是：上班空調室，下班空調車，在家空調屋。我們要說，暖氣和空調都是為了應付難以抵御的嚴寒和酷暑生產的，全球氣候惡劣的加劇，讓城市里的人們更離不開它們，但長期使用它們的人是長期處于人為設置與季節相悖的不正常的溫度環境之下，對溫、濕度適宜環境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抱怨。在許多國家進行的調查表明，這些人普遍反映呼吸道干燥、鼻塞、頭痛，易患感冒；關節酸痛，易得風濕；思想不集中，容易疲勞；胸悶、憋氣等。這并非是養尊處優者在無病呻吟，而是空調綜合征的表現。“昆明準靜止鋒”造成昆明永遠不冷不熱，這就是一個天然的優勢，也是昆明一直以來最吸引人的地方。都市里的人不是喜歡回歸自然，隔三插五望農村跑并美其名曰“享受大自然”嗎？在昆明至少你可以原離“空調綜合癥”的困繞，一年少感冒幾回，這不是很好么？而現在四川、重慶、貴州的一些有錢人老了就到昆明買房子生活，這里是“溫嘟嘟”的，“安逸”，最適合生活。
　　在云南比，昆明自然是翹楚，不過沒有什么意思；在西南比，昆明一直是“老三”，位列成都、重慶之后，這也符合昆明人的性格，他們就自認是“老三”，從沒想過去爭第一第二，“‘老三’夠了！”你可以從很多昆明人那里了解到這種言論，悠哉悠哉，晃晃蕩蕩，過著愜意的生活，一些火暴的城市論壇也也鮮見昆明網友的身影，有的只是“成渝大戰”、“寧杭阻擊”、“蘇錫開罵”、“京滬爭霸”。但近年綿陽的強勢和貴陽的不甘寂寞也給昆明帶來了壓力，從GDP上看，綿陽還是遠遠不及的，不過城市活力和與周遍城市互動則是昆明不及的。貴陽，則一直是生活在昆明陰影下的城市，甚至，在“昆明準靜止鋒”影響下，常常是貴陽陰雨不斷，昆明卻陽光燦爛。同為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西南省份，云南（包括昆明）就是在國人心目中比貴州（包括貴陽）更吸引人，沒有辦法，這是貴陽短期內無法趕上的，所以，昆明能在“老三”的位子上繼續悠哉較長一段時間。昆明人是不想動人都是有惰性的，安逸的生活過習慣了，誰都不愿意再去那么拼命。不過，要知道那點煙草和旅游是指不定不知道能撐多久的，把全省經濟押寶在旅游和煙草上可謂是一種冒險，所以昆明人也在警醒，也在慢悠悠進行著一項建設“新昆明•新形象”的活動，宣傳的口號是：“一個環繞滇池的更美麗的山水城市，將是一個連接兩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和三大市場（中國和東南亞、南亞）的陸路大樞紐，將是一個文化更開放、更具活力的國際都市。”可謂“氣吞山河”，不過也自有它的道理，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深入發展，昆明也面臨著一個千年難遇的大好機會。
　　云南是祖國的西南邊疆，所以不少人又說，昆明在過去是個交通死胡同（中國鐵路網末梢），在封建時代，從昆明出發，向南向西向北都是崇山峻嶺，人煙稀少，而整個云南來看，長期都是屬于4000里“極邊充軍、煙瘴充軍”之地。昆明應該是要感謝鐵路的發展和應用的，1903年滇越鐵路滇段米軌鐵路（昆明－河口）的開工宣告了云南進入新時代，建國后，貴昆鐵路、成昆鐵路、先后建成宣告了云南鐵路過去 “不通國內通國外”時代的結束，而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和發展中籌劃的“泛亞鐵路” 國際大通道則更是昆明騰飛的一次絕好契機。到時，中國將擁有繞開馬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的另一條道路，甚至連乘火車去新加坡也將成為可能，而昆明將成為這條“泛亞鐵路”的物資中轉站和橋頭堡，前途不可估量，連成都、重慶也將對昆明禮敬三分，畢竟，需要人家的便捷出海口嘛。
　　昆明或許是一盆溫水，重慶卻絕對是一盆沸騰的火鍋，要是昆明也沸騰了，那不就成了“重慶第二”，但失去了自己的城市性格的城市是最可怕的，昆明只能是昆明。北京就是那樣大氣，蘇州就是那樣的精致，而昆明一直就是那樣的溫暖，這種溫暖，是一種家的溫情，畢竟溫水還是有它特有的溫度，溫水是并不等于死水的。如果說“成都”二字代表著休閑，昆明是一個比成都更成都的地方。名記李承鵬曾幽默地認為，昆明人不需要向北京、上海、廣州那里人一樣如瘋狗惡狼般追殺生活，因為在昆明，即使是時間也是過得很緩慢的。如果硬把昆明煮成一鍋沸水，那么，結果很可能是由于分子運動過于旺盛而過早蒸發，最終走向迷失之路。所以，我們說：“昆明（包括每個城市），請保持住自己的風格！”否則，昆明也許到時也會成為詹姆斯•希爾頓所講述的那個《消失的地平線》一樣，讓我們對它的追憶只能存于夢中。